——悼報紙佬陳南
東方亮
我的職業生涯到現在,基本都算是從文字里要生活,寫字對我而言,不算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但悼念一個叫陳南的兄長時候,突然不知從哪里落筆,又不知從哪里結束。我一直都稱陳南為Lam總,有時更簡單為阿Lam,幾乎有十五年的時間,我們一直在一起上夜班,不能說不熟悉,可能是因為太熟悉,這篇悼文,才不知如何去寫。
此時此刻,我正在西安,明天,我就趕回香港,去送別陳南魂歸天堂。
記得有一個電影,叫《21克》,說人的魂靈離體之后,只有區區21克重。生前,陳南算是半個肥佬,離體的魂靈應該會更重一些,我想,不止區區21克的,但在最后的歲月,據說陳南很落形。在他去世前的一個星期,我問同事陳雪兒,南總怎樣了?陳雪兒告訴我,情況很不好,Lam總拒絕大家去看望他。
尊重Lam總的意愿,我沒有去葛量洪醫院看望他,這是我的莫大遺憾。今年初,記不得是那一天了,他榮休之后回了一次報社,我們一起在牛頭角吃飯,那次,我記得,他沒有喝啤酒,但那一次就成了永訣。4月26日,當我從同事灣仔羅那里得知南總已經走了的時候,我深深地感覺到,一代的報紙佬陳南,揮手從茲去了。灣仔羅說他是在南總去世五分鐘之后趕到葛量洪醫院,還能手握陳南余溫,那刻,我在深圳,我是忍不住我的淚腺的。
我曾經寫過一些悼文,一般都是悼念我的大先生們的,在我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年齡幾乎是數倍于我。因此,我很是不能接受,一個剛剛退休不到一年的人,就這么走了。六十歲,確實不是離開人間的年齡。按香港統計處2013年的統計,香港人其實十分長壽,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就達八十一年,Lam總六十歲就告別人世,直讓我感到,我不知道該如何去送別一個在不該走的時候就走了的兄長,天不予人啊。
做報紙,基本就是一種披星戴月的日子,應該說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曾經寫過一段自嘲的文字,來描述這種日子:我是一個報紙佬,別人坐著我站著,別人說著我記著,別人吃著我寫著,別人睡著我吃著,別人醒了我也醒,黑白無常情未了,晨昏顛倒何時了。
在和南兄一起上夜班的十五年中,我們有很多故事,天崩地裂、江湖變幻、人事變遷、大升大跌,……這些,都是我們即使在深更半夜的時候都要面對的。這樣的故事,Lam總雖然走了,但故事卻并未曾帶走,構成這些故事的碎片,在這十五年中,就我和Lam總而言,前十年基本是在北角展開,在英皇道,在天后,在銅鑼灣,……;后五年,則是在牛頭角,在大業街,在觀塘道,在牛上村、牛下村……
這些香港普通的街道,白天熙熙攘攘、車水馬龍,但我們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常常一起走過,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可以看到這樣光景:夜闌人稀、推窗見月、街燈閃爍,幾盅幾盞之后,有時候會聽得到早起的鳥鳴,有時候會看得到早晨的一縷曦光,有時候甚至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在夜里停駛的叮叮電車軌道上大呼小叫,有時候你能遇到一個年逾九旬的老者從老人院跑出來到街市茶樓等待早茶的開市,……
至少我這十五年的夜班生涯,基本都是晝伏夜出,晨昏顛倒。其實,Lam總這種顛倒的日子比我更長,作為一個報紙佬,Lam總已經只適應這種顛倒黑白的人生,正常的生活方式基本與報紙佬基本絕緣。記得有一段,報社安排南總上白班,這對南總來說,可能是一種折磨,即使白天來,他也會在報館一直待到所有的版面傳輸送印,可能上天是安排他在夜間出沒的。
在送Lam總一程的時候,可以感嘆的是,人生有緣!
大約是1994年吧,我從珠海到香港,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當時,沒有想到會有一段延續至今的香港歲月,沒有想到會在香港有一個飯碗。其時,我隨內地某開發區到香港招商,南兄是香港商報的總經理,他在北角的敦煌酒店請我吃飯,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今天要對南兄說聲抱歉,那次飯局,并沒有和香港商報達成多大的意向,生意基本都讓隔壁的拿走了,但從那一天,我認識了一個長得肥嘟嘟的香港商報老總,他叫陳南。
沒有想到,人生更加有緣是在六年之后,1999年底我加入了香港商報,然后,Lam總成了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他的幫手。香港商報這份今年已經六十三歲報紙,我在其中和Lam總竟然有了十五年的交集,也才有了近十五年的一起上夜班的歲月,從星期一到星期七。我記得,我是2000年4月5日到崗的,我和南總交集的日子,超過5400天。
人生其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無論你從哪里來,無論你要到哪里去,能在一起就是有緣,選擇可能決定不了命運,但選擇最終一定決定命運的,緣分卻不是選擇決定的。
如果從科班來講,在香港傳媒界,陳南可能算最不是科班出身的,但他在香港傳媒界幾十年,是港媒的一個大佬級的人物。作為香港大學物理系的畢業生,不知道陳南為何要選擇當一個報紙佬,和陳南一起上夜班十五年,他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他當時為什么要做傳媒,做報紙。
選擇,有時候說不上是高尚還是不高尚,他完全有理由不選擇這個行業,從學物理的到投身報界,跨界畢竟太大了。物理或許可以沒有政治態度,但傳媒會有。陳南大學一畢業,就投身了報業,有很多人當時會不得其解,我現在也不能得其解。香港是一個政治特別泛化的地區,不到一千萬的人口,每天出版的日報居然超過二十多家,市場上屬于過度競爭不說,政治上都會有或左或中或右的背景,陳南的選擇是“左派”媒體。估計自從投身傳媒,陳南就忘記了他的物理專業了。
我曾經面試過一個求職者,和陳南一樣,也是從香港大學畢業的,當時,談到薪酬問題的時候,她要的人工大約要比同等資歷的求職者,要高20%以上,我問為什么?她反問我,港大經濟系的畢業生,不值這個錢嗎?因為她的這句反問,后來,她入職了。
這些天,我讀了一些緬懷陳南的文字,基本都說陳南是放棄了高薪厚祿,毅然決然地到“左報”做事的,這也沒錯,因為過度競爭,香港報業的薪酬無論左報中報右報,其實都是不高的,傳媒從業者看似斯文,在字里行間行走,但香港傳媒從業者基本都自嘲自己是個“藍領工人”,拿著低薪不說,休的也是勞工假期。我和陳南一起上夜班十幾年,一直沒有問過陳南當初為何做此選擇,陳南也沒有就此多言,人生的選擇往往就是這樣,選了,就這樣做了。
從政治光譜來說,陳南的職業生涯,一直都是在“左報”中展開,先是文匯報,然后在1992年到了香港商報。此后,陳南就沒有離開過香港商報,直到他過世,凡二十幾年,他最后的一個頭銜,就是是香港商報的執行總編輯,香港商報是陳南最后的東家。陳雪兒打電話問我是否愿意出任陳南的治喪委員會成員,我說,當然,必須的。
他在榮休之前,得到了一份作為一個香港人并不容易得到的榮耀,尤其是傳媒界人士得到這份榮耀的不多,和陳南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特首梁振英,在2014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十七周年這一天,給陳南頒發了這份榮耀:香港太平紳士。
紳士,陳南名副其實,他是一個很兼容的人,無論左中右,他都算兼容。他是香港商報宵夜委員會“主席”,這個宵夜委員會,簡稱宵委會,陳南是香港商報當之無愧的宵委會主席,不因為每次宵夜基本都由他來吹哨子,也基本都由他來買單,每次買單,陳南都會說“好濕碎”,按規矩,“有大食大”。陳南年齡比我們大,職位比我們高,“有大食大”,他來買單,我也就安之若素了。在香港的飯局,我遇到過不少次的AA制,但在陳南那里,從來是沒有AA制概念的,他是買單王。
有一次在銅鑼灣的橋底辣蟹,夜里收工之后,正常人都睡了幾覺了,陳南忽然吹哨召集了一次宵夜。那次宵夜,幾乎所有香港報紙主持報政的老總,都在深夜一點、兩點甚至三點之后絡繹到達,近二十人。這些人,都算是香港媒體界搞風搞雨的操刀手,在報紙上可能是會拔刀相見的。其實,在香港,職業就是職業,收工之后是可以不談政治的,“此間只可談風月,相對何需問主賓”,各謀其事,各為其主,但脫下“左中右”這身衣衫,大家都是傳媒中人,夜里收工之后任性任性,在一起聚一聚喝喝酒說說話,本身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遑論江湖與風月了。
那場酒局,一直喝到曙光漸起的時候,才逐漸散去。
陳南兼容,并不是說他沒有底線,他對一些事情的執著,你是不能挑戰的,即使是在只談風月的宵夜場。他和前民建聯主席馬力曾是搭檔,馬力擔任香港商報總編輯的時刻,他是總經理。后來馬力專事民建聯主席之后,還有一個香港商報副社長的頭銜,而陳南接的是馬力的總編輯職務。北角報館二十樓馬力的辦公室,最后就是陳南的辦公室。馬力去世時,按中國的習俗,死者為大,但有些媒體從自己的政治立場出發,抹黑馬力。記得那一段,無論是編前會的評報,還是在夜里收工之后的宵夜,如果別人有任何抹黑馬力的言辭,陳南都會和他急,和他平常的謙和很不相同。
陳南也是一個很豁達的人。有一次編前會,他遲來了,理由是參加大學畢業三十周年的同學聚會。回來之后他和大家分享聚會的感受,更多的內容記不得了,我記得的只有兩點:一是有幾個同學去世了,噓噓不已;二是有幾個同學已經開始享受退休人生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了,羨慕不已。
Lam說的第二點,當時也讓我羨慕不已,我比陳南小八歲,雖然其時離我大學畢業三十年尚遠,但歲月追人老,不獨陳南沒能在他羨慕的畢業三十年就開始享受退休人生,轉眼我的大學畢業三十年也快要到了,對要在這時開始我能羨慕的人生,依然是遙遙無期。陳南去年榮休了,令他羨慕的日子還沒有來得及展開,就進了醫院做了手術,然后就到了今天,給人留下的就是人生噓噓。
明天,南總就要化為一縷青煙了。
知道南總好酒,也好熱鬧,好酒和好熱鬧在一起,就是意猶未盡。過去15年間的夜班中,意猶未盡的時候很多,南總買了單,最經典的宵夜“總結陳辭”往往是南總做出的:“加多兩支”。
天堂會有啤酒嗎?如果有,南總,喝好,加多兩支!
2015年5月23日 陜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