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2014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罗青长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据悉，罗青长家属将于2014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曾接受周恩来台湾问题临终重托

　　16岁便参加红军的罗青长可称“老革命”。他1918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14岁加入共青团，随后参加了长征并开始在政治部门做联络工作。20岁后参加中共情报训练班，上世纪30年代后开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

　　罗青长曾在周恩来逝世后撰写的悼念文章里写道：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爱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据罗青长在该文中回忆，1975年12月中旬后，周总理已在弥留之际，连续几天处于半昏迷状态。20日这天，周的神志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找罗青长。罗到后，周恩来抓紧时间向他询问了台湾的近状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嘱咐“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这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一次约见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随后，罗青长被任命为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

　　隐秘战线重要成员，曾潜伏胡宗南部队

　　周恩来临终所说“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外界大多认为指曾经在中共斗争史上从事情报工作的“隐秘战线”成员，而罗青长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1939年，罗青长打入国民党在西安的部队内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任三青团西京分团办事员。在其两年的“潜伏”过程中，罗青长主要负责与后来被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联系，为中共提供蒋介石甚为器重的重要将领———胡宗南的相关情报。

　　与此前热播的谍战剧《潜伏》颇为相似的是，罗青长在“潜伏”期间遇到了自己日后的伴侣，同样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杜希健，并成为她的直接领导。两人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产生感情，随后在党组织批准后结为革命伴侣。

　　为“隐秘战线”同志昭雪而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隐秘战线”成员得以恢复正常工作，但也有人因为当年的工作而含冤。

　　著名的“潘汉年案”便是其中重要一例。“文革”中，在周恩来指示下，罗青长等人组成调查小组，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资料：罗援谈父亲罗青长任中共情报要职经历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欧阳开宇

　　“我父亲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虽然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大不如前，但他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

　　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对中新社记者讲述了他的父亲罗青长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经历。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罗青长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他1918年生于四川，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上世纪70年代，罗青长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罗青长的“地下”工作始于西安。1938年底，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实则负责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次年，罗青长打入胡宗南部，在被国民党称为“大特务头子”的吴德峰领导下，从事西安地下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

　　罗青长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地下”潜伏了3年。罗青长曾对罗援提到，有次由于形势所迫，罗青长需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险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险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则成了他的“护身符”。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罗青长还体会到了爱情的滋味，1940年，罗援的母亲杜希健被分到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日军空袭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罗青长却看到20岁的杜希健神情自若地守候在电台旁边，“爱慕之情顿时升华为革命的爱情”。对于父母不平凡的爱情，罗援说：“这在隐蔽战线中很常见。他们的婚礼进行曲就是那刺耳的警笛声。”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同年，罗青长结束在西安的潜伏，回到延安，罗青长的情报工作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解放战争中，他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对当时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颇为满意：“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周恩来说，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当时，中共各级情报组织把敌人要害部门和战略要地作为侦察重点。中共情报人员中有许多人曾任国民党的高官、将领，甚至就“卧底”在蒋介石身边。他们大多与罗青长保持密切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青长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部门要职。参与了“湘江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等重大案件的侦破。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柬埔寨，罗青长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柬埔寨，为确保安全，罗青长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对罗青长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

　　“无所谓啦，这是职责所在嘛。”父亲的回答让罗援刻骨铭心。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这是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所作之诗句。罗青长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党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队伍，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为革命竭尽绵薄之力，是我此生之大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