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比尔·盖茨的文章《为穷人投资更有意义》。盖茨讲，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病困，全世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穷人投资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我相信，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和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精彩，甚至更有意义。(4月28日《人民日报》)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人心、以及一些市场问题的集中迸发，有关企业家精神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的讨论越来越多。这其中，盖茨显然是一个正面典型。如果说一开始盖茨是以“创新成就首富”广为人知，那么现在，盖茨越来越以“道德成就首善”赢得赞誉。他建立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和巴菲特携手掀起一道又一道慈善旋风，都体现了这一点。

　　鉴于盖茨的社会名望，可以预计，会有一部分企业家受其影响，重新思考什么叫成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成功观。这种个体善意值得珍惜，这也是一个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但要看到，不能指望所有企业家自动成为盖茨，不能忽视企业以逐利为天职。一个客观事实是，这些年来盖茨和巴菲特联手推动的很多活动都被一些富人“横眉以对”。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些富人提出道义上的要求，但也必须正视，为什么在富人圈缺少慈善的基因?而要形成慈善的氛围，是不是只能由盖茨们去呼吁?

　　这里就需要有制度力量。制度力量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尽力营造慈善的氛围，结合当下，更多地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树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标杆。

　　二是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建设为慈善添砖加瓦。宗庆后就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政策法律环境是制约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并建议考虑对慈善采取减免税收等政策鼓励，立法部门应尽早制定、完善有关慈善税收方面的专门立法。这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其效用也为西方所证明，应该值得考虑。

　　三是更多更好地体现制度善意，让更多弱势群体享受到发展成果。如何在制度上更多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真正帮助穷人摆脱病困，真正让穷人过上幸福生活，这需要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当更多制度善意释放出来，反过来又推动个体善意的形成和扩大，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为穷人投资更有意义，是一种新成功观。这不仅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国外有盖茨，国内也有余彭年。我们希望更多的富人能够更好地学习盖茨，但必须知道，个体善意代替不了社会公正。围绕社会公平、制度善意，还有很大的文章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