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周
2007年年底，時任北京市長的王岐山即將上調中央，在向同僚們告別之時，他推薦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是當年出版的曆史小說《大清相國》。
對這本書的議論很多。有人從曆史中看到了現實，有人從古人為官中體會到了官場顛撲不破的安身立命精髓，有人從康熙盛世「以寬治天下」中品味到了盛極而衰的曆史規律，西蒙周認同上述說法，但更感慨於康熙與臣子陳廷敬一番關於小人的對話。
小人似乎總能得志
陳廷敬說：君子光明磊落，從不偽裝，偶有過失，容易被人察覺，故而君子看上去總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小人善於掩飾，滴水不漏，看上去毫無瑕疵，故而小人一旦得寵，反而貪位長久，成為不倒翁。小人又善於揭人之短，顯己之長，使得人對他信而不疑。故而自古有許多大奸大惡者，往往死後多年才被人看清面目。
君子是小人天生的死敵，因此小人最喜歡做的就是殘害君子。且小人殘害君子，不在大庭廣眾之下，而在筵鎔私語之時。所以聖人稱小人為莫夜之賊，惟聖明之主能察覺他們，不讓他們得志!
康熙對此回應：朕非聖賢，也有看不清真相的時候。朕要提醒各位臣工，務必虛懷若谷，坦蕩做人，正道直行。從來君子得志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不能容君子。朕不想做昏君，決意惟小人務去!
這段對話很是精辟，它揭示了何為小人、小人和君子的關系、為人君者該如何對待君子和小人三個問題。小人，大家都經常掛在嘴邊，對小人也都深惡痛絕，但縱觀中國曆史，任何朝代又都有小人，甚至說都少不了小人，小人似乎總能得志，總能欺負君子陷害忠良，總能通過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得到帝王歡心。一部中國史，在百姓看來，簡直就是一部小人和君子的鬥爭史，而且，這部史還常讓人唏噓長歎君子為何總是鬥不過小人。
小人之小並非全壞
康熙是不世出的一代英君，他除鰲拜、止圈地、舉恩科、治黃河、設書房、平三藩、收台灣、祭孔子、謁孝陵、開海禁、建洋行、抗沙俄、編史書、征噶逆，在位61年，雄才武略，縱橫馳騁，奠定了大清王朝興盛的根基，開創出康乾盛世。就是這樣一位幾乎無所不能的皇帝，能做到眼光獨到挖掘和啟用一大批能人君子，並且以精到的帝王之術隨時拿捏擺布平衡，確保一眾臣工死心塌地效忠自己，但對於小人，卻遠做不到他自己標榜的「惟小人務去」。事實上，他的馭人之術精要之處正在於，康熙總是以君王的小人算計，暗允臣工拉帮結派、相互攻訐，並通過幾次關鍵的拉一派打一派，削寵信重臣之權，確保其不至於騎到自己頭上吆五喝六;同時，扶舊臣新寵上馬，確保朝廷施政時刻有新鮮血液和新鮮動力注入。康熙年間，明索兩党此起彼伏，他對於「寬大老成幾近完人」的陳廷敬，也數度打壓數度起用，如此情形下，一大批能臣賢人才脫穎而出，帮助康熙鑄就了盛世輝煌。同時，康熙對於史學界爭議很大的高士奇的任用，也顯見小人最容易得志於帝王，而帝王對於小人，又總是明知其小卻仍然要堅持用之。不為別的，實乃因為小人能給孤家寡人的帝王带來難得的歡心和快樂，而這一點，恰恰是君子賢臣所不能給予的。
由此看，小人之小，從客觀效果看，也並不全然都是壞處。比如康熙一朝，如果每位官員都是能臣賢臣，而非小人，從表面上講，似乎能做到政通人和，人盡其用，但日子久了就會因缺少算計，官場諸位臣工難以激蕩頭腦，無法迸发智慧，朝廷就會陷入沉沉暮氣。而小人的介入，則猶如一種鯰魚效應，逼得人人拿出吃奶的力氣自保，逼得人人爭相在帝王跟前獻計爭寵，一大批能臣賢臣才有了脫穎而出的可能。
君子小人相伴而行
這樣說，似乎有點講歪理狡辯的嫌疑。但縱觀中國曆史，每一位值得稱頌的賢臣仁人的背後，總是隱藏著一個被斥為小人的奸臣壞人。也就是說，曆史在辯證地告訴世人，君子和小人總是相伴而行，小人得志才塑造了君子的懷才不遇，或者是壯志難酬。而君子被當做棟梁之才委以重用，小人又總是在一旁冷言冷語，暗地使壞。換句話說，如果小人總是不存在，君子又焉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曆史就是通過這樣擰麻繩的方式，一步步糾結著向前演繹的。無論帝王，無論將相，誰如果身上沒有一點小人之小，就斷然成不了事。即便是《大清相國》中接近完人的陳廷敬，他做人做事也奉行「等、忍、穩、狠、隱」的五字訣，其中的「狠」字，正是對他不擇手段自保和攻擊別人的恰當概括。倘若他不狠或不夠狠，他就無法在朝廷安身立命53年，更無法做到位極人臣的一代相國。
《大清相國》是小說，不是曆史，但它卻有著曆史的影子。今天讀它，自然會用當今的眼光審視過去，比照現在。曆史總是不能客觀還原真實，它總是會浸透著記錄者的愛恨情仇;而曆史人物更不可能要黑全黑、要白全白，他們總是好壞短長並存的矛盾复合體。人們可以隨意痛罵小人之小和小人之惡，但同時卻要明白，小人並非周身全壞，更並非一生時時作惡。看小人如此，看君子更要如此。小人得志，固然令君子委屈、社會停滯，但同時也會迫使君子臥薪嚐膽盡早歸來。此文並非為小人得志鳴冤叫屈，而是想說，曆史總是辯證的統一，社會總在螺旋式上升，看人看事，切忌只及一點不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