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经营管理角度而言，从雍正到乾隆，是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好一个花团锦簇的大清王朝。然而，如果剖解开这个王朝的肌体，取其横断面，却发现，其政治生理特质，有着很大不同。

　　雍正时期的纹路走到1735年，即雍正13年，便忽然发生较大的断层和改向，这是雍正驾崩、乾隆登基的一年，25岁的乾隆果断地要改变父亲的作风。父亲雍正八月去世，儿子乾隆即在十月下诏书表示要变更。诏书认为他父亲雍正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时代，当然，在陈述这个事实时，他用了赞美的语言：“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雍正整顿纲纪和吏治，让人们没有“侥幸之心”，其实说明人们时刻处在紧张的精神状态中。

　　而儿子乾隆要有所改变，当然，用词也很巧妙：“惟思刚柔相济”，表面上说是要用自己的“柔”结合先帝的“刚”，其实要用自己的“柔”替代先帝的“刚”。同时，这位儿一辈管理者也在诏书中显露了对父辈的埋怨：“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乾隆表示，他接受先帝的训诫，时时表示警惕。其实呢，他时时在心里对父亲的作风予以埋怨和否定。逮着机会，就马上翻案。

　　同时，乾隆对于父亲作秀的代表作《大义觉迷录》也深表不满，他父亲引以为得意的大作，他居然敢定为禁书，认为这样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解释，很丢儿子的脸，下令全部收回。儿子禁老子的书，这在史上是第一回。

　　这个王朝，似乎在寻求管理作风上的改变。乾隆当初的用意应该是真诚的，虽然不排除作为新君主要笼络人心，刻意提拔一些失意者、受排挤者，以巩固自己的威望，但清王朝走到18世纪这一步，民间，尤其是汉人，出现要求宽松气氛的诉求，乾隆抓住机会主动出来代表这种诉求，以期聚拢人气，为新的管理局面开道。

　　对于任何一个新的老板，大家都会有新的期待，而这个新的期待，往往是出于对上任的否认和不满，这些情绪具体表现为雍正在位的时候，民间流传的雍正十大罪状。

　　乾隆起初确实有改变，史书也有记录：“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

　　然而，这新的管理局面走到乾隆十六年截止。乾隆的宽仁新政并没有换来民间的满意，不满情绪仍然在蔓延，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的“奏稿”在朝野广泛流传，公开指斥乾隆帝犯有“五不可解十大过”。

　　乾隆在当年秋天看到了这份伪造的“奏稿”，失望、伤心、沮丧涌上心来，接着便是不可遏制的愤怒，管理措施突然转向，往严酷的方向转。在处理该案件后，久违了的文字狱又出现在大清的舞台上，清算从高层波及到民间，其打击的力度和密度，极其残酷性，远高于其父亲雍正时期的措施。从某个角度而言，雍正又回来了。乾隆也常常后悔地叹息：先皇在时，我常常觉得他过于严厉，可是他那时候只有一个年羹尧敢违法，到我这里，却有多少个年羹尧违法。

　　从雍正到乾隆的轮回，并不是管理者个性使然，封建政权的机制一定会按部就班走完过场。它一步也不能省，就算儿子乾隆做了一个改变，但那也只不过是一个迂回，最终还是从父亲雍正延伸到儿子乾隆那里。清朝这个生理肌体的纹路，又回到雍正的套路。

　　清王朝的管理体制，总是要沿着客观的历史规律走完每一步，任何一个新的皇帝都要沿着这一步走，这个趋势哪怕圣明如乾隆，也别想动它分毫。乾隆晚年说他懂了父亲，其实也就是摸清了这个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