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風險積聚須警惕

　　據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日前表示，中國的公司債規模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公司債發行規模最大的國家。有專家表示，公司債規模在近年來不斷飆長，公司債務的高水平和高增速或成為中國金融業的最大風險，需重視標普的最新評估和警告，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債務風險的加劇。香港商報記者張幸

　　內企債務規模飆漲

　　標普表示，尽管為了調整經濟結構、擺脫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中國政府努力控制信貸增長，但近年來，中資銀行充裕的現金供應以及國有企業的大規模資本支出仍然推動中國的公司債規模出現了迅速增長。

　　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公司債已由2008年占GDP的92%升至2013年的130%，位於世界前列，而去年政府債務和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分別只有57.3%和23%。標準普爾預計，到2018年，中國新增債務和融資需求將達到20.4萬億美元，大約占當時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而美國預計將為14萬億美元左右。

　　另有機構對945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這些公司的債務從2008年12月到2013年9月暴漲160%，從1.82萬億元增至4.74萬億元，其中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采礦、鋼鐵和房地產尤其令人擔憂。而就在公司債規模飆長的同時，今年中國迎來兌付高峰，今年年初，發改委就曾表示，2014年是企業債券償債高峰，預計將有1000億元城投債券到期兌付。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表示，總的貨幣貸款規模達到70萬億至80萬億，如果外幣和人民幣合起來是80多萬億，再有其他的社會融資，包括非銀行貸款的各種負債都算成公司債的話，其規模是非常大的，所以，標準普爾的數據是有其根據的。

　　或成金融業最大風險

　　標普的最新評估和警告與外界對中國金融體系健康狀况的日益擔憂不謀而合，有觀點稱，由於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陷入困境，地方政府也資金緊張，中國金融體系的壓力持續上升，企業融資成本逐漸升高，增加了企業借新債還舊債的難度。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目前中國公司的債務負擔在合理範圍內，與經濟、金融的總體發展情况還是相匹配的，如果這三個方面的發展能夠同步，企業債務的擴展、資產的擴展與經濟增長方向一致，也就意味著債務的資金來源支持了資產的擴展與經濟的增長，這樣的局面是沒有問題的。

　　但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卻持不同觀點，他指出，中國公司債在過去5年內上升太快，包括像制造業，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包括房地產行業、影子銀行，其實這些個問題聯繫在一起，糾結在一點，就是中國的債務風險在上升。

　　「在未來幾年，公司債務的高水平和高增速將是中國金融業的最大風險因素，由於擔心經濟增長被拖累，政府的策略不是強制去杠杆化，而是放緩近期的杠杆化進程，伴隨公司債務的增加，近幾年中國還出現了投資回報率低和實際利率高的問題，這些問題加大了企業去杠杆化的難度。」朱海斌說。

　　袁鋼明亦認為，一些信託的負債已經出現了違約的問題，總體也已呈現高負債、低回報、低產出的情况，所以說標普評估的這個風險是不容小覷的，應該引起警惕。

　　三措降公司債風險

　　對於今后如何避免風險的加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應用監管的思路而不是管制的思路解決，這也是市場化的必然結果，通過市場優勝劣汰的方式清理問題。

　　為此他提出三大政策建議：第一是要強化金融監管，讓通過錯配獲取高收益的冒險行為付出昂貴的代價，市場要對沒有控制好風險的機構說不。央行要提前為系統性風險救助做好準備，但不到萬不得已堅決不出手，通過這種監管措施來為企業帶來風險的不確定性，降低市場中的投機行為。

　　第二是要尽快打開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盈利通道。如果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機構站不住腳，大家還會去鋌而走險地采取資金空轉的投機行為，中國的實體經濟也難以得到付出，這就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要放手給市場，讓支持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有盈利空間。

　　同時政府應該解決的公共問題，以及與民生相關的投資環境建設不能缺位，如果這些東西都能做好的話，大家能安心消費，也能帶動企業家為產能增加而投資，實體經濟的盈利就能大大增強，所以與實體經濟相關的投資環境建設政府一定要做，不然實體經濟依然會錢荒，金融機構依然鋌而走險，投機行為依然存在，這樣道德風險就無法解決。

　　第三是一定不能再回到行政監管，一定要實行效率監管制度。對玩火者嚴懲不貸，但對金融創新業務應鼓勵。舉例來說，假如有人拿刀傷人，應該對行凶者進行懲治，而不能因為他拿了刀，而禁止生產這種刀，將生產廠家也全關掉。行政監管就類似於上述這種禁止刀的措施，發達國家的金融強化良性循環會在中國監管體制從行政走向效率制度后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