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令颁布两年来，演出市场两极分化严重。那些高度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从来靠无可靠，市场份额不降反升。当年那些靠政府买单和大型企业或团体包场，演出邀约多得接都接不过来的公司，开始在愁怎样保持演出量，怎样保证员工的工资。这其中，不乏多个“中”字头演出团体及大型交响乐团。他们身后，一批小演出公司轰然倒闭，老板们琢磨怎样转行。

　　如同餐饮行业的遇冷一样，尽管整体状况出现了极大的滑坡，然而行业内的分化却十分明显，那些以大众消费和个性满足为主，具有高度的市场化企业，其业绩不但未降反升;相反，那些做“官场”经济的傍官企业，却在一纸禁令之下，出现了业绩滑坡，甚至面临着生死考验。演出市场如今面临着同样的困局，给行业内外都带来了启示和思考。

　　一度领导很忙，演出市场很火，但这些现象都不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表现。据统计，2010年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机关共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8735个，开支经费约40.54亿元。如果再加上林林总总的电视晚会，晚会的名单还将继续拉长，经费还将继续增加。在这庞大的“官方需求”之下，也不过是虚假的繁荣，作为地地道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奢侈而泛滥的晚会不仅败坏了政风党风，也带来了利益输送等诸多腐败问题，傍官经济愈演愈烈也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效应。

　　一个市场的需求，如果不是由大众需求作为主体，而是由政府需求作为主体，其供给导向，不是面向大众而是垂青官方，甚至最终体现在“三公消费”上，这个市场注定难以成长和成熟。这说明消费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分配出现了问题，公众没有从改革之中获得更多的红利，并因收入的增长而化为强劲的消费需求;而政府自身的分配比例过大，并为职务腐败和公帤浪费植下了隐患;另一方面，政府需求占比过大，实际上是用行政的有形之手，对市场的无形之手，形成了巨大的干扰，使市场无法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演出市场的分化，傍官经济下的抗风险能力的孱弱，足以证明政府干预过多的危害。

　　而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必须对政府自身进行改革，以达到削权放权的目的。表面上，节俭令只是作风建设的范畴，然而却契合了市场改革的需要。减少行政权对市场的支配，除了体现在行政许可，简政放权之外，更体现在其行为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比如同为政府公共投入，究竟是采取官方直办，还是官补民享的方式，最后对企业的经营方式将会产生决定作用。比如新近成都市启动的“公益电影进影院”工程，以官补民享的方式避免了干扰市场，同时最大化考虑到市场的公平性，防止由此滋生一批“官办经济体”，最后形成官方依赖。

　　一个市场，如果官方需求成为主体，而公众需求表现孱弱，并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官傍经济“寄生虫”，这说明市场是伪市场，而权力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演出市场的分化再证傍官经济的风险，也不难看出政府改革、国企改革、权力约束和分配调整，对于市场成熟和发展的基础作用。(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