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李秀恒

　　不久前，特首梁振英曾公开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瘫痪中环的团体发出集会示威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之后，一些反对派议员和「占中」支持者起哄，指发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警方的事，特首这说法是「越权」云云。

　　此论点实在有点可笑。因为所谓「越权」，应只有下级「越」上级，或平级「越」平级，上级对下级根本不存在「越」的问题。行政长官是管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亦是香港政府的最高统领，而警务处只隶属香港政府架构下其中一个执法的机构，指特首「越」了警方的「权」，可谓不伦不类。「占中」违法白纸黑字

　　撇开特首有否「越权」的口舌之争，单就「占中」行动应不应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看看「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去年1月在报章上发表一篇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文章，开宗明义就是要「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而且，他们希望能募集一万或以上的人数参与「占中」，以迫使「警方除非出动催泪弹和防暴队，否则不能驱散示威者」；文章更清楚写明「公民抗命的行动属违法行为，所以参与者必须在誓言书表明会承担罪责」。

　　另方面，根据香港的《公安条例》，任何公众集会或游行人数若超出法例规限，即五十人以上的公众集会及三十人以上的公众游行，必须按照条例的规定，在活动举行前最少七天向警方提出通知，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占中」违法，已毋庸争辩，发起人也直认不讳。试想，一个事先张扬的违法行动，莫说警方作为执法机构不可能允许，社会主流民意也不会赞同。如果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岂不等於纵容违法行为？要知道，法治正是香港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但「占中」就是有鼓励人们以身试法的意图，以破坏社会秩序的手段来冲击香港的法治，若然得逞的话，开此先例，法治何存？他人自由不应侵犯

　　笔者一向认为，香港最可爱之处，就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活自由、以及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有一个基本原则，每个人在享受或行使「个人自由」权利的时候，都必须尊重和不影响他人同样应享有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大家便要守法，让法律来保障人人的「自由权利」。

　　尽管「占中」发起人用了不少「公民抗命」、「争取真普选」和强调「非暴力」等名词，意图为「占中」冠上理性、民主和维护公义的光环，不过以「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作为手段，无论怎说也难以服众。

　　正如前述，任何人都有对政改和普选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但不应以违法手段强行阻碍广大市民返工返学的自由和权利，更不该以损害香港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筹码」。打个譬喻：有小撮学生对校规有意见，却不循正常途径向老师或校方反映来争取改善，而是自封为「学生代表」，联手堵塞学校门口，阻止其他学生返学，以迫使校方按他们的意思来更改校规，这种行为合理吗？有逆民意何来民主

　　争取2017年能够落实普选，是全港市民的愿望，至於如何落实，采用什麽模式，政府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公众谘询，还会进行第二阶段谘询，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提出建议，为什麽要用「占中」来作为威胁？难道「占中」发起人提出的方案才行，非要全港市民接受不可，其他人的意见就一定不行和不需要尊重？这是「专横」抑或「民主」，大家不妨评评道理。再者，「占中」一旦发生，受影响的将不仅是中环「上班一族」，还会严重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有国际金融机构根据曼谷和台北政治运动估计，「占中」一旦发生，香港经济损失将达到400亿港元，可说代价奇高。

　　「占中」发起人和支持者常把「争取民主」挂在嘴边，而民主最基本精神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民调数据显示，支持「占中」的约有两至三成，不支持的有六到七成，且大部分受访者均担心行动将以暴力收场。主流民意相当清楚的了，尽管三位「占中」发起人把经「占中」支持者「筛选」出来三个选举方案的所谓「6.22全民公投」的投票人数要求降至10万，比他们当初期望有40万人投票的估计大幅倒退，「占中」得不得民心，他们显然也已心知肚明。

　　若是真正尊重民意的话，「占中」在「法、理、情」三方面都失去了注脚，若仍坚持发动，结果整个「占中」行动必会再一次被小撮民粹分子和政客「骑劫」和制造冲突，捣乱香港，难道这才是三位发起人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