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9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2002年该《条例》进行了第一次修改。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镇化水平的加快、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收入差距的拉大等,使《条例》已明显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各方面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完善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条例》做适当修订,从2012年到2014年,三度列入住建部重点工作任务,但两度爽约。2014年,住建部再次提到《条例》的修改工作,不过,与上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要求,而是“继续开展《条例》的修订工作,尽快上报国务院法制办”。一方面,可以认为,《条例》的修订,涉及面广,各方的声音都要听取,各方的利益都要考虑,因此还需更多的时间,寻求更大的共识,找出能令各方都比较满意的“万全之策”;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条例》的修订面临着更复杂的时空背景,它对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定位、机制设计乃至今后的走向,都将有指标性意义,因此修订工作既要瞻前,也要顾后,避免隔靴搔痒,流于形式。
很大程度上,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以《条例》为统领的,而《条例》修订的不断“难产”,更加凸现了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重要性。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被人所诟病的地方有四:一是覆盖面窄,二是提取困难,三是资金使用限制多,四是监管有空白。归纳起来,也就是,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还有待加强,其资金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
比如,根据现行《条例》的规定,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在地域上仅为城镇,在单位范围上实际上有不少非正规的中小型私营企业并没有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职工范围上有相当一部分城镇在职职工(如灵活就业人员、非公企业职工),不在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之列。此外,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单位经济效益的高低不同,存在着缴存金额的明显差异。缴存超高的人群,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获得的补贴越高,住房公积金缴存积累越多。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较低收入缴存人群,在城镇无自有住房,也无力贷款购买住房,在无法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同时,却以低利率存储的资金支持较高收入者的贷款购房。这说明,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虽然通过互助机制起到一定的住房保障作用,但保障的公平性彰显不足。
再如,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自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日积月累,汇聚了巨额的专项资金。不过,《条例》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用途做了严格的限制,再加上提取使用手续繁琐,导致这种本属于缴存者个人所有、被政府强制互助的资金大量沉淀在银行里,这已严重影响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从具体情况看,提取住房公积金基本上是用于购房和养老,《条例》所规定的其他提取范围,诸如房屋翻建、大修、租房等,因相关证明等的限制,自然无果而终。一方面是大量的资金“沉睡”在银行,另一方面是提取使用的门槛过高,无形中造成这种资金的闲置“浪费”。
针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固有的缺陷以及随着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不足,进一步改革这一制度的需求日渐迫切。如何改,各方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有的主张加强强制缴存的措施、扩大缴存面;有的提出降低提取公积金的门槛、增加诸如可用于职工大病、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等的用途选项;有的建议动用公积金结余资金贷款来支持保障房建设,开展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证券化试点;也有的提出将住房公积金机构转换为自愿缴存的住房储蓄银行等等。这些改革建议,部分的尚属在研阶段,部分的如将公积金用途扩大至大病医疗、支持保障房建设,已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工作。
满足老百姓的基本住房需求,使之住有所居是实现改革成果共享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作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必要内容,住房公积金制度不管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实质内容必须是以帮助老百姓实现其基本住房需求为己任。因此,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其关键仍然需要从社会公平正义出发,兼顾效率,合理处理改革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及个人、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以及住房公积金所涉及的各机构之间的权益关系,力求能有一个多方“共赢”的改革方案。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全国性的制度,它的改革理应是全国“一盘棋”。然而,当前在中央迟迟未有实质性举措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已开始先走一步。这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得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中央层面上必须及时跟进,有所作为,并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各地改革的“单打独斗”,极易造成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紊乱,从而徒增改革的难度。所以,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尽快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张德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