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包括日裔美籍的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在内，已经共有２２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除两名文学奖和１名和平奖之外，自然科学奖项占了绝大多数，而後来获得美籍的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也是由於其在日本国内研究时的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可以说，日本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小标题）坚持教授治校

 

　　日本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实际上，在江户时代（１６０３至１８６８年）末期，江户（现东京）成年男性市民的识字率就达到７０％以上，远远超过伦敦的２０％和巴黎的不到１０％，令欧美人都为之惊异。当时，甚至日本最偏　的农村也维持着非常高的识字率。战後，日本通过立法，实现了教育的均一化，偏　乡村都拥有和大城市同等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可以说，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家庭内重视读书的氛围，从小就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为以後投身科研打下基础。

 

　　记者曾走访多所日本名牌大学，包括着名国立大学在内，发现建筑都很朴素甚至简陋，可以说日本的大学重视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而能够出大师，与坚持教授治校，保持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密不可分。

 

　　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为例，该校是日本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在迄今为止２２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中，出身於东京大学的就占了７人。东京大学取得的上述成绩，与坚持教授治校，研究人员专心研究，而不是热衷当官，没有将学府办成“学衙”有很大关系。

 

　　东京大学在治学理念上的最显着特点就是将“教授治校”放在学校管理的核心位置。这可以说是东京大学各院系保持高度专业性和学术性的一项根本保障。东京大学的各个院系几乎都没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每个院系的管理者，就是它们自己的教授和老师，甚至连学籍管理、网络维护这些杂事都是由教师们亲力亲为。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每个院系甚至每个老师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的每一个行政措施，都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东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实，除了东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在公立和私立大学中，教授治校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则。

 

　　（小标题）注重基础研究

 

　　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全都是国立大学毕业，很多人还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些大学多属於研究型大学，本身就重视基础研究。东京理科大学知识产权战略副教授平冢三好指出，日本对於学术研究非常自由，研究也有保障，可以研究那些预测在１０年、２０年後会大有用武之地的课题，如果没有研究的自由，就不会出现这种能够引导创新的成果。在制造业领域，严格是可以的，但是在学问领域，过於严格则适得其反。

 

　　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研究科教授森康晃指出，日本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实是由於知识的长期积累，是通过积累基础研究、大力培育人才获得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教育领域，不应该单纯强调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从中长期来看，在开发能够赚钱的技术时，还应该注重发展不会立即产生经济效益、需要踏踏实实地花费时间积累的科学技术。简单来说，基础研究（长期）和应用研究（短期和中期）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森康晃指出，在生物工程领域，虽然日本比起美国来有相当差距，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则有一些地方领先於美国。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水准和教育的水准，也受历史影响。日本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明治维新前持续了３００年的江户时代就奠定了基础研究的基础，并培育了很多人才。虽然当时日本没有欧美那种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但是在数学等基础领域却一直在进行独自研究，而且通过唯一允许进行通商的荷兰这个窗口，也窥见了一些欧美的科学技术。

 

　　（小标题）科研经费有保障

 

　　森康晃指出，在日本，政府向大学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政府的研究机构（现在大部分都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提供研究开发经费。至於日本企业的研究人员，各个企业都是根据其职务发明的贡献程度，支付相应的报酬。一般来说，由於存在终身雇佣制度，很少有人要求获得钜额的发明奖金而急功近利。

 

　　战後，日本以科技作为立国之本，重视以举国之力投入钜资进行科技创新，作为文部科学省外围机构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制定具体科学研究项目，其掌管的“科学研究费”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竞争性申请类科研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竞争性科研费的６成以上，是当前日本科研经费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日本学术振兴会制定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公开招募要领》，涵盖人文社会、理工学、生物学以及新领域等几乎所有科技领域，并详细列出了研究项目、研究年限、招募人员的资格和办法，研究资金使用方法等。研究金额从５００万日元到２亿日元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於特别推进的重点项目，则不设上限。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费预算安排纳入日本政府５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研究人员能够从大学、企业或国家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可以说是能够安心进行研究的充分物质保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