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是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最早是在南方一些地区提出来的口号。后来一些地方政府将其系统化，成为地方经济一种发展政策。主要是将劳动密集型、“两高一低型(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等产业转移出去，进而发展资金更密集、技术更先进的产业，逐步实现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后来“腾笼换鸟”一词成为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长用的词汇之一。

　　一、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

　　实际上“腾笼换鸟”更多的是一个口号，各地政府推出“腾笼换鸟”政策表面上看都是为了产业升级，但实际目的各有不同。比如上海有的地方出台“腾笼换鸟”政策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土地的产出价值;有的地方是因为环境污染过于严重，环境压力太大;还有的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如北京关闭大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以此驱逐低端人口。或者上述目标兼而有之。

　　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总体趋势。但如何转移，在什么条件下转移?还是以有形之手转还是无形之手转?政府应起什么作用?都还是大有讲究的。

　　其实“产业转移”或称为“产业升级”应该是一个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过程。这其中有两个内在因素。一是技术因素，二是成本因素。前者是技术在何处突破，产业就在何处发展。前者如电子技术产业，美国是电子技术产业的鼻祖，日本是后起之新秀。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世界电子产品市场基本上长期为这两国所垄断。核心产业从未发生转移。

　　后者如制衣、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影响，确实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转移，从欧洲到亚洲，从日韩再到中国及东南亚等国。但这基本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像中国地方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的产业转移和硬性引进的产业升级还非常少见。

　　如果政府主导型的产业转移也算一种中国特色发展方式的话，那么，对环境有影响的产业如何转移?产业转移是否伴随着污染转移?则是今天人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将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第二次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国家;第三次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低端产业转移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如果说还将发生第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的话，那就是正在中国境内发生。就是这些低端产业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大规模产业转移对一国甚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产业转移中是否一定伴随着污染转移?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认识。日本承接产业转移后经济飞速发展。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过水俣事件、富山事件等较为严重的污染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韩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出现了蔚山工业园污染事件、斗山集团所属企业污染洛东江事件等。1992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对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20个特大城市的研究报告,称首尔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首尔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创下了迄今为止全球各大城市的最高纪录。

　　此后,韩国政府开始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于1993年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案》,199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绿色计划”,并规划韩国从1995年至2005年的环境蓝图,大气、水、废物和噪音的排放标准都被提高,有关部门的执法力量和权限也得到扩大和强化。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硫以每年5%的速度减少,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从1990年的160万吨下降到2001年的50多万吨,其他环境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产业转移是否就意味着一定伴随着污染转移，主要看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政府重视，企业就不得不重视;如果政府放一马，企业就敢胡作非为。

　　二、中国污染转移进行时

　　中国环境问题可以说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这三大污染范围在扩大，污染程度在加重，污染种类在增加。从环境污染的地域来看，已经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迅速蔓延至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加大了开发力度，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污染产业、企业转移有着密切关系。

　　如空气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原来最初是北京有雾霾天气，后来扩大到河北省，现在则是绵延数千公里。范围之广，浓度之大，世所罕见。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按新的环境标准，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仅海口、舟山、拉萨3个城市达标，达标率仅4.1%。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上年增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全国形成华中、西南、华东、华南多个酸雨区，以华中酸雨区为重。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有研究称，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这四座城市，因为PM2.5引发多种疾病造成的过早死的人数达到8500多人。

　　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国际问题。日本、韩国对此高度关注。2013年11月3日韩国KBS电视台报道称，中国的雾霾可以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气污染”，目前该污染正持续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从上月29日开始，含有大量有毒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的中国雾霾覆盖首尔。根据环境部当时测量的结果，首尔大气中神经性有毒物质“铅”的含量是平时的8倍，“砷”和“镍”的含量是平时的4倍，平时根本难得一见的“铬”也被检测出来。主要由煤炭燃烧产生的硫化物和氮化物等污染物质达到平常的6倍以上。

　　土壤污染也是这样。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联合发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突出，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1%。2013年6月12日新华网北京报道，中国正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的“人类污染图”。作为国土资源大调查重要成果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项，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明显富集并与人口密集区、工矿区存在密切相关性。地质学家指出，土壤一旦被污染，通过自净能力完全复原周期长达千年。与1994-1995年的采样相比，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并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正是各地纷纷招商引资，大搞开发区、工业园的时期。

　　水污染更为严重：水资源分为地下水和地表水。我国人均水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据新华网报道，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地下水只有3%。

　　占水资源总量2/3的地表水中污染问题同样严重。据2006年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V-V类和劣V类水质占比达到32%和28%;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评价成果，84个湖泊中常年呈现富营养化状态的湖泊有48个，占比达到52.4%;根据2000年评价的633个水库中，62%为中营养水库，38%为富营养水库，贫营养水库还不及1%。

　　一向被认为天高云淡的西北地区也有80%的人口生活在水严重污染和中度污染环境中。陕西渭河流域已经是我国水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据最新报道，连中国西北边陲的腾格里沙漠都被污染了。这几年宁夏、内蒙古两省区为吸引企业入驻，在腾格里沙漠边沿建立工业园，一些化工企业疯狂向沙漠中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而沙漠中的地下水被污染几乎是不可修复的。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何时出现?

　　中国环境自然的急剧恶化与中国经济野蛮的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目前，在一些地方所谓“腾笼换鸟”只不过是将污染企业一迁了之的代名词，而不是真正解决污染的方式。只是将此地污染换到彼地污染。而污染企业则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并不是将污染问题通过改进工艺，增加处理排污设备，提高管理水平来解决问题。

　　政府管理水平低下，企业管理水平低下是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空前严重的根本原因。我国G D P占全球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早在2010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就超过2200万吨，居世界第一，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经济学上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是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年――1985年)提出的。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曲线假说。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收入差距会扩大，但随着经济再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呈倒U形。

　　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

　　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他们通过对4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某些污染物排放量)不断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EKC的拐点)，经济的发展会促使环境污染改善，二者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这个倒U形的EKC曲线是否存在，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是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状况确实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也有人认为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一定存在倒U形的关系，可能是同步发展的、正U形的、N形的或者是倒N形。

　　但如果以人均GDP与环境改善程度为标准的话，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看，这一曲线是存在的。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经济快速恢复，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一度相当严重。莱茵河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沿岸企业把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中。有人形象地比喻，把照片底版扔到莱茵河里都能显影。1975年联邦德国人均GDP为6413美元。但此时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德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制定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环保法律，有100万人从事环保行业，甚至有环境警察。环境治理效果非常显著。1990年与1994年之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了9.5%，是整个欧洲最佳成效。易北河中水银污染量减少了80%。

　　1975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499美元，这时日本社会各界通过水俣事件等几次较大污染事件开始对环境问题警觉，出台各种治污措施。七十年代以后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改善。所谓EKC拐点出现。目前日本环境改善之好已经是举世公认。

　　中国一些学者也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为依据，在一些局部地区对此做了一定的研究，其结果不尽一致。但总体上看，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是持续加剧的。虽然我国的人均GDP在2011年就达到了5447美元，超过了1975年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到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767美元，超过了1975年时的联邦德国。但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的“EKC拐点”还没有出现。如果政府还是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发展经济的话，让这些“坏鸟”飞往四面八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是一条直线，直到中国的自然环境彻底崩溃。作者：张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