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政策上、法律上支持民間智庫的發展，充分發揮智庫在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11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秘書長、北京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周成奎在出席清華大學“依法治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學術探討會上呼吁。

　　社會發展急需智力支持，催生智庫升溫，但智庫發展中的缺陷隨之顯現。這也成為高層力推“新型智庫”的重要背景之一。

　　智庫“謀新”

　　“智庫”正頻繁出現在高層聲音和公共領域中。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這也是繼十八大報告里明確提出“發揮思想庫作用”后，高層再提對智庫建設的考慮。

　　隨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稱，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亦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提“智庫”概念。

　　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習近平強調，“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這既為中國智庫的發展提出了挑戰，也為各類智庫發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在周成奎看來，智庫發展迎來最好的時期：“中國特色智庫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重要推動者和參與者。”

　　對于目前國內智庫發展的問題，周成奎深有體會：“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參與了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創立，自己體會到一些酸甜苦辣。”

　　高層總結我國智庫發展的問題為“不適應、跟不上”六個字。

　　“最核心的問題是，國內各類智庫很多，結構不夠合理。”周成奎說，“國內智庫可分為官方、半官方和社會(民間)智庫三類，但是目前看，民間智庫是短板。”

　　周成奎表示，過去，我國的官方智庫和半官方智庫的發展遠遠快于民間智庫的發展。這兩類智庫優勢非常明顯，即與決策層關系密切，可以直接為決策制定服務。

　　成于斯，也困于斯。

　　“受制于所屬部門和單位，首長意志或看法能直接影響智庫的研究；甚至，有一些官方智庫就是領導的寫作班子，主要任務是起草講話。智庫研究缺乏獨立性，將直接影響智庫研究的質量，同時，對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也會造成影響。這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庫的明顯缺陷——研究獨立性不夠。”周成奎說。

　　“命門”何在

　　上述缺陷，民間智庫正好能夠彌補。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民間智庫的發展不盡如人意。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認為，我國智庫真正科學化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形成，特別是官方的或者準官方的智庫，行政依賴還比較重，民間智庫賴以生存的基礎，如資金籌措機制、信息共享機制、平等競爭機制等，也都比較缺乏。

　　周成奎介紹，我國現行的干部管理制度、財稅體制、政府政務公開等體制機制應當配合現代智庫的發展。

　　“以干部管理制度為例，國外智庫是‘旋轉門’，政府官員、企業人士和智庫研究者可以相對自由地輪轉。而在我國，因為行業壁壘、領導干部思想觀念等原因，‘旋轉門轉不起來’。連領導干部退休后做社會兼職，還要求只能做一個，且需經過批準，還不能超過70歲。”周成奎說。

　　有觀點認為，領導干部退休參與民間智庫的建設，能夠幫助智庫更好理解政策、把握政治方向，能夠對智庫研究提供有益的引導。

　　比起干部管理制度，財稅體制更是掐住了民間智庫發展的“命門”。以國外民間智庫為例，通常有政府撥款、委托研究、社會捐贈、出版發行等多種資金來源。

　　但是這幾項在國內走得并不暢通。

　　“去年，我所在的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想申請一項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但就因為是民間智庫的身份，沒有申報資格，只能退而求其次，依賴其他院校來完成申報，”周成奎不解，“為什么民間資本可以建鐵路，卻不能讓民間智庫研究問題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國強認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需要體現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頂層設計。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良性運行機制，在智庫制度機制設計上，要處理好官辦與民辦、公開性與保密性、封閉性與開放性、國際性，以及智庫發展的單一性與多元性、政治性與所謂獨立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