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说：“就算我们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也不意味着可以把丹麦的经验移植到阿富汗和索马里。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图为2014年伊拉克议会选举。 （CFP/图）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已经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剂良药。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声名始自一篇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的倒塌催生了这篇论文，它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

1992年福山把论文展开写成书出版，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支持阶级冲突论的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讥讽说，弗朗西斯·福山得到了“15分钟的名声”。1968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一次展览中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有15分钟的名声。”这个说法被视为沃霍尔对未来媒体形态的预言，人们更多地用它形容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知名度，就像今天社交网络上的“少年不可欺”事件。

福山的名声并未止步于15分钟。他著述不断，始终广受媒体关注，他关于民主政治的任何论断都有风向标的意义。时代需要号角和宣言，福山生逢其时，风行一时的处女作让他成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界的代表人物。诞生于19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从冷战的前哨建立自己的主张：以果断姿态在全球推广民主，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不惜使用强力。

1998年，福山与“新美国世纪”智库成员一起致信总统比尔·克林顿，建议美国支持伊拉克内乱，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9·11”事件之后，他又与人联名致信小布什，建议逮捕或击毙本·拉丹，对萨达姆·侯赛因发起致命一击。

从2003年起，福山跟新保守主义者渐行渐远。他对美国在伊拉克唯武力是尊、放弃在国际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努力大为不满。到2006年，在写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福山将“新保守主义”直呼为“列宁主义”：“它相信如果恰当使用武力和威权，历史可以沿着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版本已经是出悲剧，现在由美国来搬演，则成了一出闹剧。新保守主义，在政治符号和思想体系的意义上，都已变成我无法再支持的东西。”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剂良药。在2014年9月末出版的新著《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中，他的视野从西欧、美国、苏联的经验扩展到阿拉伯国家、希腊、德国、中国、意大利、印度、拉美……他用整章分析德国如何兼得强大的政府和民主的体制，而希腊富于民主传统，却始终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的扉页，福山引用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福山重提政府的力量，盖因近年美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10月，就新书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福山提到：“尽管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投入了大量军力和金钱，但他们已经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从后世袭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远比从集权向民主的转变艰难。这是美国应当在阿富汗、伊拉克学到的血泪教训……当前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分野，并不是民主与威权或其他形式的集权，而是这些后世袭国家同现代式国家的分歧。”

“美国试图在各地区建立足以自行对付恐怖主义和处理安全威胁的国家机器，但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美国的问题似乎在于，美国人根本不懂何谓国家建设。”

“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2008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

美国曾经是福山的民主样本，现在他的样本变成了丹麦。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退》一书前言，福山写道：“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国际社会面临着‘抵达丹麦’的考验。在这里，‘丹麦’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

然而福山承认，对丹麦这个好榜样，过去政治学家所知不周。尤其没有搞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世袭制转型成现代国家。在福山看来，丹麦式国家应有三根柱石：现代化的国家、强有力的法律、民主的保障。其中，20年前福山给民主最高的加权系数，现在，他更强调国家力量。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的福山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这位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在回忆家族在二战中遭受的不平待遇时语气平稳、笃定，像在陈述教科书：“我祖父1905年到美国，在洛杉矶做生意。珍珠港事件之后，全家都被监禁到一个专门隔离日本移民的营地。1980年代，政府为此事道歉，给予赔偿金。我父亲在洛杉矶长大，以英语为母语。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因为是日裔而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二战中的遭遇，反而使他有机会上大学，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样对日裔不公平，应给他们以补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为什么对终极问题这么感兴趣，福山说：“本科时，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著作，他们让我知道问大问题的必要。从那之后，问大问题成为我的习惯。”当提及福山曾师从罗兰·巴特、德里达时，他直截了当打断：“我跟他们学习过，但他们算不上重要的老师，我发现他们的观点彻头彻尾错，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他们都是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事情。跟在他们身后，你无法抵达真理。”

你不大会推倒重来

南方周末：在新书里，你回顾了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现在你还相信“普遍历史”吗？

福山：如果看完我的书，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大约4万年前，非洲大陆上的人类以小型家族社会的形式生存；大约1万年前，部落出现在亚洲、非洲、欧洲……大约6000年前国家出现。你看，在解决人类普遍问题上，也就是怎样组织起日益复杂的社会，人们的努力是有交集的。尽管不同制度的起源或有偶发性。这就像生物进化，比如毫无关系的物种都进化出了眼睛，因为他们需要视觉。同样，不同的社会也都发展出类似的制度、法律，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

今天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依法治理国家，如何实现民主。尽管路径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现代化”这种东西是的确存在的。一旦建立起某种制度，你不大会把它彻底推倒重来。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确实面临政治的衰退，这是因为国家机器、制度被权势阶层把持，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南方周末：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你写道，今日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往往是在与西方打交道之前就建立起自己的制度、治理模式的国家。这难道不是“普遍历史”的反证？

福山：我的意思是，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建立起与欧洲平行的现代国家，这是它们今日之成功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这些亚洲国家的命运才不同于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命运。但不同社会之间，制度、观念的借鉴一直存在，此地的成功经验能迅速移植到彼地。

南方周末：1992年你在《历史的终结》里提出，对“普遍历史”的认同优于对宗教、国族的认同，因为后者是“恣意性的认同”。在新书里你又说，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国族身份为基础。你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

福山：不错，国家的存在有赖于其公民的忠诚，这忠诚某种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因此它与现代民主制度有种悖反。这两者可以共存，但有时候要协调它们，确实很难。我认为，现代化的一大陷阱就是沉溺于民族主义，并把民族主义当成借口，破坏民主应有的宽容。历史上惨痛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民族主义在德国曾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世纪，德国的一大目标是把中东欧所有说德语的人集合成一个整体，结果就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非常不幸，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在干类似的事情。

成功处理民族主义的例子也有，如美国、印度。印度的民族认同建立在政治原则上，而非民族和宗教原则。在印度，你不得不如此，他们有16种方言，宗教和种族也相当多样。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因素建立民族认同，那国家势必四分五裂。现在挑战来了：最近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如果他们囿于党见，对于民主制度会产生相当的破坏，因为在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比印尼的还多。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得还算成功。

福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戴学林/图）

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

南方周末：在《历史的终结》里，你给世界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自由市场，但在新书里你更强调国家的力量。为什么？

福山：在美国，人们特别容易忘记国家的重要。他们往往把强大国家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是非常难建立的。你看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遭遇就知道了，那些地方国家机器根本不存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现代国家机器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基础，民主会异常艰难。但这不等于说，国家权力不需要其他力量的制约。

南方周末：这就是你把丹麦作为新的民主样板的原因吗？

福山：与美国相比，丹麦是一个超级福利国家，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更看重的是，在全球的廉洁政府排行榜上，丹麦一直高居榜首。我认为，能否抵抗腐败是现代国家成败的关键。对于丹麦，政治学的学者似乎从未进行过彻底研究，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当然，可以粗略地列举一些原因，比如，这个国家像德国、日本一样曾经面临与周边国家很长时间的军事冲突。这很关键：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丹麦必须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有现代化的动员手段，给所有公民适当的教育。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偶然的、必然的，所有条件的加合造就了丹麦。我们对丹麦的无知恰恰说明，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清楚。

就算我们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也不意味着可以把丹麦的经验移植到阿富汗和索马里。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发展的秘密，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从来不能由外在的力量赋予，而当由某国人民自己争取。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个隐喻，它也许是未来的应许之地，但每个国家抵达那里的路径是不同的。

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冷战时期，很多国家的腐败执政者都是美国的代理人。近年你也不断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在你看来，美国在推广民主方面做过什么？

福山：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有好也有坏。冷战中，美国帮西欧抵御了苏联的扩张，所以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有道德基础的。结局也并不坏：民主制度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保留下来；1991年之后，民主的版图还扩展到东欧。

但在拉美和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区域，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成功，为了一些战略目的使用强力，与它扩张民主的愿望背道而驰。

至于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一个外交错误：它起源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推广民主只是事后诸葛。到了那儿他们发现，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布什政府就以民主为托词。但最后这个理由也不灵。从这个错误中美国人应该意识到：硬碰硬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带来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逻辑。

南方周末：伊拉克战争似乎是你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你就此从新保守主义者变成现实的威尔逊主义者？

福山：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那个时刻美国犯下大错。不过这并不是我说我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不能被有效地运用。

南方周末：目前，现实的威尔逊主义在美国有实际的影响力吗？

福山：当然。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就能看出来。他不愿意再次掉进中东的泥潭。他当选之后，就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作为重中之重。我认为他有点操之过急。其实他大可以放心：经历了这两次战争，基本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了。

当中产阶级的期望落空

南方周末：按政权的民意基础之不同，你把它们分为派系政治、代理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你认为中国的政治属哪一类？

福山：我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社会之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至少在理念层面想要摆脱人治，也就是摆脱派系政治。但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反复，比如后汉时期政治衰落，世家大族分夺了权力，情况持续到隋和唐，可以说直到宋代才有了根本改变。在中国，忠于家族、地区利益的要求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渴望一直在角力。20世纪如此，当代中国也如此。

在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中国一直很行，但法治和民主制度却始终未能像国家机器一样强大。所以中国的发展呈现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强大的国家机器既可以创造巨大的福祉，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南方周末：你说过，当代很多和平的民主国家都经历过相当长的动乱、暴力、威权统治。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过程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的一种整合性力量。中国人可否据此对未来抱有某种谨慎的乐观？

福山：为了建立现代中国，你们必须推翻旧制度、旧王朝，你可以说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德国也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德国，打了两百年。但那个过程，我想任何人都不想重来一遍。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和平之路，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你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吗？有学者认为他们“消费前卫，政治后卫”。我在你的书里读到：相比政治理念，当初西方生活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普通民众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在民主觉醒的路上，物质的追求能推动中产阶级走多远？

福山：单纯的物质追求并不会带来政治的积极参与。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的提高，人们会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你不想让政府拿走你的财富，你有参与的愿望。在中国，我觉得中产阶级跟政府相处得很好，因为是国家的政策造就了中产阶级。只有当中产阶级的期望与所得有了落差，比如高失业率、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矛盾才会出现。

亨廷顿（注：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福山曾师从于他）和我都特别强调“落差（Gap）”的概念。美国和英国的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落差都没出现：中产阶级可以组织工会，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但在阿拉伯世界，落差出现了。我认为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原因：那些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执政者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在社会阶梯中晋级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出现，中国政府很善于向中产阶级提供他们向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