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 63

钱理群:我与青年之间横亘着“压在心上的坟”

2014-12-22
来源:三联书情

我与青年的世纪故事

钱理群

(一)青年对我的意义

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人之患》,这是陈平原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好为人师”。这是确实如此的: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为重要;也有人评价说,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实,我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差别仅在于写书时,青年是预设读者;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也就更动人了。

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更是参与者。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一个来访者,一坐下来,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顺便说一点,我和任何人的谈话,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特色,但也是一种片面。这种和青年人无拘无束的交谈,其实也是对我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而年轻人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这才着手写成讲稿。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自觉的交流,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时,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大家的论述,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包括本科学生)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但却极具启发性;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个提升: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郑重说明。我可以说时刻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每发现一个学术新著、新人都兴奋不已,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

这样的两大特点:以青年人为对象,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也决定了我的学术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我因此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的学术文体,追求表达的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与纠缠、晦涩。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能够走出学院,不局限于学术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读者。

青年对我的影响,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很多人都对我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和健康感到惊奇。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还在于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到了晚年,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和青年朋友。他们都给我了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的“感恩之心”,这是确实的;更准确地说,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二)讲鲁迅: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

有学生回忆说,“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邵燕君:《赤子佛心钱理群》)。我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讲鲁迅,不管外界围绕鲁迅有多少争论,无论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和青年隔开,赶出课堂,我始终如一地以充当“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为天职,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是基于我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鲁迅的心永远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这也有两层意思:首先“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虑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青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青年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论一切,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轻时候,能够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鲁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富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致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难,但坚持读下去,自会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而且常读常新。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鲁迅入门读本>后记》)。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意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或者说,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理、常态、定论,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现有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满,希望有新的选择,新的突破,这时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刻。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欢思考,这样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我就接触过许多青年朋友,他们在学校里读鲁迅作品,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排斥;但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再回想起学校读过的鲁迅作品,就有了感觉,进而自觉地读鲁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

鲁迅和青年版画家在一起(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

我首先是在北大讲,连续十七年,先后和二十一届北大学生一起读鲁迅。我在《我与北大》一文里,已经有过详尽的回忆。在退休以后,我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到中学,到工厂,到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轻朋友一起读鲁迅。这也是出于我的两个信念:一是鲁迅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读鲁迅,就是在思考现实中国社会人生;二是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鲁迅相遇,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找到这样的方式。我因此编选了不同的鲁迅读本和研究读物:《小学生鲁迅读本》、《中学鲁迅作品选读》,供大学生读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给研究生读的《与鲁迅相遇》,以及提供给社会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鲁迅九讲》。而我自己也活跃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鲁迅——我——青年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

《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刊行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三〇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〇后”。我出身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四〇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与“四〇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文革”开始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死尸的存在,使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社会的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五〇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比被打倒的“老官僚”更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四〇后”、“五〇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从这群人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处以极刑的。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做出牺牲的。可以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81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青年(刘香成摄)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八十年代和六〇后、七〇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学生运动,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四〇后、五〇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保护学生而痛苦地自责。于是,在我和六〇后、七〇后青年的关系里,又有了一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我曾写文章:“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更多的年轻人、学生接触、交往;但我总觉得有一座沉重的死尸横亘在我与青年之间,向我预示着:类似的可怕的结局会重新发生——不,这不是预示,这是真实的现实:或者说我已经分不清梦魇与现实……”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最后一批学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八〇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八〇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八〇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八〇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八〇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八〇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八〇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二亿青年”的呼吁。我的演讲就是响应“八〇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三十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三〇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三〇后”、“四〇后”直到“七〇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八〇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八〇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八〇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九〇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八〇后”,后来又和“九〇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八〇后”、“九〇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六〇后”、“七〇后”,是“八九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八〇后”、“九〇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四〇后”、“五〇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六〇后”、“七〇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那么,对“八〇后”、“九〇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的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八〇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八〇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三〇后”就与“八〇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八〇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八〇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八〇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青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时间所限,我不展开:

1.“沉潜十年”;

2.“认识脚下的土地”;

3.“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4.“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改变不了社会,就从改变自己做起;

5.“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三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八〇后”为主,也有“九〇后”、“七〇后”、“六〇后”。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小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而两岸的八〇后、九〇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怎么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四)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不妨从一件小事说起: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致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一次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里我们宿舍里大家都在议论您讲的话,充满了您的声音。”

我一听,吓了一跳:全是我的声音,没有了学生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还有一位研究生则这样说:“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总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种恐惧感。既想听,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远距离地听。”这就对了。

 

和研究生在一起(八十年代)

启蒙主义者还会经常遇到鲁迅说的“唤醒了铁屋子里的人,却不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的尴尬和顾虑,鲁迅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帮凶”。这又是我的一个终生难忘的隐痛: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说他是出自农村的山东青年,他在读中学时,受到我对中学教育的批判的影响,中途退学,依靠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于是,又开始了反抗:不断写信给校方,提出种种批评,并且一再逃课,自己读书。校方就以他违反学校纪律为名,将他开除。家长赶来求情,学校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拒绝了,最后就真的把他开除了。父亲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电话找我了。我一听,连忙对他说,要学会保护自己,赶紧回到父亲身边,等等。这孩子只说了一句:“这些话,你早为什么不说?”就把电话挂上了。而且以后我也找不到他了。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没有平息的自责与反省。一个启蒙学者,他的任何认识、言说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长期只谈独立思考,反抗现实,而不说自我保护,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轻人的灾难。鲁迅早就说过,他深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实,贻害了青年。他还说,自己无论选择什么,后果都自己承担,绝不去引导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险;自己不去牺牲,就绝对没有权利鼓励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牺牲。刚才我提到自己在与台湾青年相处时,特别轻松,原因就在我对台湾青年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可以随便说;但在大陆青年面前,我就有点紧张,深怕影响了、贻害了年轻人。因此,我经常说,自己在大陆讲课、演讲时,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并没有将自己心里想讲的话全部说尽,也包括此刻的讲话,我不会将自己内心最尖锐的思考,公开出来,实在是害怕连累了诸位。这样的欲说还休的言说,其实是很无奈的。很多人都赞扬我说真话,其实,我只是说了“较真的话”,更多的时间和场合,在更多的问题上,是沉默的。

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是说我有“崇拜青年”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还不如被青年利用。

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轻信。但是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可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觉得受不了。这就不免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净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讲到宿命,我还要谈谈启蒙者的一个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因是复杂的。青年本来就是多变的。而社会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个学生在学校跟着你读书,你希望他将来成为“龙种”;可是他到了社会,社会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当然,最根本的还在内因。能不能成为龙种,关键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来的“龙种”,从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谈理想、信念、信仰,因此获得了你的信任;但时间一久,就会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和利,大谈理想、信念也是获得社会地位与影响的一时之手段,他真正迷恋的是个人的权势和金钱,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因为“精致,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视为“龙种”,但最终还是利己主义的“跳蚤”。据说我谈“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隐痛与无奈的。

最后,要说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能够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无能为力了。原因在于:我越来越不懂得当代青年了。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和“四〇后”、“五〇后”是最接近的;和“六〇后”、“七〇后”,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八〇后”、“九〇后”的部分人还有某些共同语言;对“九〇后”的许多人,甚至“〇〇后”,就不大理解了,对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行为方式,更是相当隔膜。这本属正常。就像你们和爷爷一样,尽管彼此相爱,但要作交流,特别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了。面对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人生、处世哲学对他们指手画脚,那会妨碍他们独立自主的成长;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会失去我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最好的办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观察,同时给予老人的祝福。老实说,我作为一个七十五岁的“三〇后”,直到今天,还能在这里和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谈,已经很不容易,我也很满足了;但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还要没有自知之明的掺和下去,就没有意思,甚至显得可笑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复杂,对于我,也越来越陌生了。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经验的范围。年轻人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的老经验,虽然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作用确实有限了。这样,我和青年的交流,虽然也还有一定空间,但已经不大了,这是至少我自己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

于是,我就利用尚还存在的空间,为青年提供了两次服务,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写的:《和韩国朋友谈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动向》,听说这篇文章正在网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这里只能说个大概。文章不仅是向外国朋友,更是向国内的知识界,发出一个信息。主要介绍了两个“新动向”:一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博士生开展的“八〇后怎么办”和“我们是谁”的两次讨论,这表明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自己认识、反思自己,自觉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像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发动的“爱乡村,发现乡村之美”的活动,反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发现“乡土中国”。还有些广东、香港、台湾的青年,则联合起来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理想、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生活运动”正在悄然兴起。我的结论是:中国部分青年正在突破体制的限制和成年人为他们的设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成长着”。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对此毫不关心,甚至茫然不知,还在那里一味居高临下地训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社会和学界、教育界的朋友:请俯下身子,看看鲁迅说的“地底下”的中国“筋骨与脊梁”。我愿意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的青年,竭尽呐喊之力。

我的另一篇文章写于去年,题目是:《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里不妨再大略说说,其实就是对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正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临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你们想过没有,准备好了吗?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点。其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如果说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在那里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们将面临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你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主题词。由此引发的发展模式,政治,伦理等等问题,都需要你们去应对。其二,你们还要面对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现实,也就是说,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北欧模式,等等),文明形态(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现了危机和转机。这就进入了一个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诸位所要面对的,是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其三,你们还要面临的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即使是你们比我熟悉得多的网络技术,将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恐怕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有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自身的产生,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是难以估计的。这就是我想到的未来三大问题。但我也只能提出问题,如何面对,我完全无能为力,都得靠诸位去准备,去面对了。

这样,我能够贡献给诸位的,都贡献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两本(套)书,一本是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读鲁迅》,另一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志愿者文化丛书》,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写的《论志愿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来为青年志愿者写的文章。这两本(套)书大概就是我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务了。以后,我还会关心青年,也还会继续写作,主要以书的形式和诸位相会,讲座与见面要越来越少了。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更自由。你们尽管放开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点可以相信,无论你们遇到什么,都会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视你们,给你们以老朋友的祝福。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附录:钱理群关于青年的著作与文章

1.《致青年朋友》,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

2.《论志愿者文化》,三联书店即出

3.《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喜读<新青年文丛>》,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5.《新世纪寄语青年》,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6.《我的某种不安——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收《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

7.《我所看到的九十年代北大的学生——余杰<火与冰>序》,收《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精神界战士”谱系——摩罗<耻辱者手记>序》,收《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9.《青春是可怕的》,收《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0.《课后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交大最后一课》,收《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新华出版社,2011年

11.《我的人生之路(上)·我和青年·我一生不堪回首的记忆与隐痛》,收《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

12.《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收《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

13.《永远压在心上的坟》,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一封寄不出去的信》,收《血是热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15.《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收《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华文出版社,2014年

16.《寄语<星火>的青年朋友,收《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华文出版社,2014年

17.《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18.《社会公益活动的根扎在哪里》,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19.《我和青年志愿者》,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0.《读书,为了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1.《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国青年的新动向》,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22.《年青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收《我们一起来读书》,待出

 

[责任编辑:宋斯琪]
网友评论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