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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用理想的“有”来抵抗世俗的“无”

2014-12-29
来源:文汇报

刘醒龙:用理想的“有”来抵抗世俗的“无”(图)

《蟠虺》

机遇是命运的笑声,刘醒龙相信这句话。待他迎来这一声笑,距离处女作的发表已然多年。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再到一些访谈,均涉及一点,即,人是会中“毒”的。在新作《蟠虺》里,他又赋予青铜重器以某种“毒”,它会成为人的一种情结,一种警醒和自我提振。

《蟠虺》的故事围绕曾侯乙尊盘展开,曾本之、郑雄、老三口、老省长等人各有思虑,各有行止。这一青铜重器和太多的东西相汇合,自有其“重”的一面,却也犹如当代知识人的一面镜子,映出一种文化不自信,一种名利挣扎,一种“轻”。“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所处的传统、时代以及自己的内心?

这部小说还涉及官场、资本、鉴宝、盗墓、推理、爱情、家庭伦理等等,很可能是刘醒龙最“好看”的一部作品。悬疑问题屡屡被问及,事实上,他早前便有过摸索,那便是《威风凛凛》。

今年,除了有新长篇问世,还是刘醒龙发表作品三十周年。一路走来,他和自己所塑造的人物一道见识了重与轻,深与浅,缓与急,而今他已是鲁奖和茅奖的双料得主,《挑担茶叶上北京》《天行者》,以及《分享艰难》《圣天门口》《弥天》等均将人引向远处。坐在酒店的咖啡吧,我们谈起“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谈起早年他自认也是先锋过的,以及近年创作上的考量,当然他也回应了一些质疑。

拍照时,他喜欢酒店简洁的棕红色墙面,以及背后不断涌溢的水波。我不禁走神到他当年的一句话:“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了!唯有此……才能找到笔尖那么大小的家园!”

用灵魂和血肉来书写,从来不易。这笔尖这家园,既安顿人,又考验人。

和“圣”一样,“虺”也是价值判断

木叶:《圣天门口》嵌入了汉族“史诗”《黑暗传》,是一种文本形式的历史;《蟠虺》里的历史元素是器物——曾侯乙尊盘。一虚一实,都是作者在跟历史对话。

刘醒龙:第一次有人这么联系,很有意思。《黑暗传》是汉族仅有的一部史诗,主要是用传唱的形式,把远古、高古时期的文化一个字一个字地传递到现在;曾侯乙尊盘是高古时期非常典型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物,独一无二地将那个时期的文化气质传递到现在。从文化传承来讲,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文字,没有器物,会很遗憾;只有器物,没有文字,会更遗憾。

木叶:你的一些谈话以及《圣天门口》的故事里都有一个意思:人人心底都有一块地方是属于圣的。这和《蟠虺》是相通的。你看到生活中的不堪或挣扎,但还是相信“圣”能够立足。

刘醒龙:如果不相信,我们怎么活?相信是一种信念。我相信“有”,就像相信灵魂是可以永存的,用理想的“有”来抵抗世俗的“无”。这在近期的几个作品里是贯通的。《圣天门口》的“圣”,《天行者》的“天”和《蟠虺》的“虺”,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就是“信”,“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超乎利益的价值。“圣”是一种价值,“天”是一种价值,而“虺”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

木叶:你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精神演化的过程。是不是看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某种缺位?

刘醒龙: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像《威风凛凛》里的赵长子赵老师,这个人物是从四几年开始写起,步步过渡到“文革”时期,作为一个教书匠,一直在山中小镇上呆着。所有人都欺负他,同时又都非常畏惧他,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镇上人认识的字都是赵长子赵老师教的,但是他们又瞧不起这个人,一次次地整他斗他,偏偏赵老师所具有的气质总是打不倒,打击的手段越凶狠,越是让那些打击他的人感到害怕。将这几个作品贯穿起来,表达我的想法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能量、质量在我们的文学当中表达得不够,或者根本就是缺位。几千年的战火,包括一些最残忍的外族的入侵,都没有毁掉这个民族和她的文化。血腥之后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还在延续?支撑着这种延续的能量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找到的东西。《威风凛凛》《圣天门口》《天行者》到《蟠虺》都是为了这种寻找与发现,这种潜在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知识的力量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削弱。在汉语中有一个词,仁者无敌。春秋战国时梁惠王问孟子,弱小的国怎么同秦楚这些大国抗衡,孟子就给他讲了一番仁者无敌的道理,施仁政,老百姓都爱你,别国的人会来投奔你,帮你,你就没有敌人了。中国所有词典里都没收录仁者无敌这个词,它成了中华文化中被掩藏的一种力量,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解了仁者无敌,理解了仁至义尽,才能想象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木叶:小说里,像曾本之、马跃之都有“仁”的某种显现。但是,也有网友说,《蟠虺》最后好像每个人都把自己拯救了,典型如马跃之的神秘来函,如曾本之的幡然悔悟与自我升华,老三口和华姐也有转化和行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能变得这么仁、这么好吗?

刘醒龙:还是信念的问题。在《圣天门口》里,梅外婆和她丈夫曾希望拯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但是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就退而求其次,想拯救小镇天门口,结果发现这也拯救不了;于是再次退到只想拯救雪家,结果雪家也拯救不了;最后才明白,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拯救自己。能发现小说中的奥妙,就读对了。人最重要的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自己,拯救自身。

《蟠虺》最后并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自我拯救,老省长没有,熊达世也没有,郑雄也只是有点良心发现。当然,曾本之的作为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发现曾侯乙尊盘被人偷梁换柱之后,他内心纠结,又不能说;为了这事,把女儿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也不能说;最心爱的学生进了监狱,他也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压在他身上。因为这些压力,他就必须完成拯救,他一步一步实现自我人格的塑造。

常识性的叙事最考验作者

木叶:小说出来后,专家或博物馆人员针对专业的细节有何评价,比如范铸法、失蜡法、盗墓细节。

刘醒龙:对于青铜的学术层面,我是客观的,没有臆造。我对两派的观点与方法,不敢说研究,至少是充分阅读之后烂熟于心,然后再发展到细节当中。到目前为止,几个专门做楚文化研究的朋友不仅没有看出破绽,甚至还有褒扬之词。

木叶:朋友的话也不能都信(笑)。

刘醒龙:我专门跟他们说,如果你要看出什么专业问题来,一定要告诉我。不好就说不好,直截了当。讲到楚和秦在器物上的区别,我发现秦鼎讲究王者之气,讲霸道,缺少浪漫气质。但是因为楚王好细腰,楚鼎都有束腰,所以只要有束腰的一定就是楚鼎,很浪漫很美。楚文化的专家朋友就说,到底是作家,能注意到这种细节,直接从外形上看出差异来。

木叶:小说临近结尾,似乎比较倾向于是用范铸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考古界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定于一尊……

刘醒龙:我只能告诉你,我在情感上是倾向于范铸法,之所以到最后没有明确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仿制都是失败的,无论是用失蜡法还是范铸法。

我为什么倾向于范铸法,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考古发现只支撑范铸法,一直没有失蜡法的痕迹。欧洲那时正好相反,只有失蜡法,没有范铸法。这正是中国青铜文化和欧洲青铜文化的分野之处。

木叶:你这么写触及了几个问题: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关乎传统,关乎科学;二,涉及利益,你是权威,你认为是哪种方法?曾因此得享大名者,又是否敢否认自己?

刘醒龙:曾本之就面对这个困境,他砸自己的饭碗。这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凡事都到欧洲到海外去找根源,找出处,找依据。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这个民族离灭亡就很快了。

木叶:从虚构上来看,这部小说有很多元素,情爱、家庭伦理、官场、盗墓、鉴宝、悬疑、推理……有人说《蟠虺》是中国版《达·芬奇密码》,你就接受了?你怎么看待历史和悬疑的结合?

刘醒龙:青铜重器有着特别专业的背景,怎么把它的故事叙述好?传统的平铺直叙会很枯燥,也很难叙述下去。青铜重器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又是国宝,肯定会引来一些贪婪的眼光,当然也会有正义之士的行动,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我怎么来把它写成一个文本?实际上,《达·芬奇密码》的方式也是小说的基本叙事方法之一。悬疑、推理、插叙、倒叙,不管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实都是从这些基本技巧、文学常识里来的。对一个小说家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用看似常识性的叙事手段让读者自觉地深入到作品中。读者知道你在设包袱、悬念,知道你在推理,知道你在玩侦破、在玩盗墓,知道所有的可能,写作者还能给出一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东西,才能显示一个写作者的功夫。

木叶:评论家吴义勤说,“刘醒龙是一个批判现实,但又不对现实绝望的作家,是一个有着现实主义的冷峻,又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天行者》就是这种风格的绝好诠释。”一个朋友聊天时也说,刘醒龙不是一个决然收束的人,他总是要给点光明,譬如《蟠虺》,譬如《凤凰琴》。当然,这可能是你的一种美学。这么写能引出一种情怀或带来一种温暖,但是真实世界总是有阴面、暗面横亘在那里。

刘醒龙:写作者也是常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我不认为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毫无意思,马上跳楼也一点不遗憾。有些写作者在生活中比谁都物质,比谁都追求享受,偏偏作品写得那么肮脏,那么血腥,那么黑暗。作家有两种,一种人和作品是两码事,写作只是职业需要。一种人和作品比较一致,写作是其心灵需要。

木叶:你怎么看待知识以及智性与叙事的交融?作者可能会得益于此,也可能被它困扰过,攻破之后,会有快感。

刘醒龙:有难度的写作特别有意义。包括叙述的难度,人物刻画的难度,表现内涵的难度……《蟠虺》里,围绕青铜有很多知识难点,能在写作中把它攻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是某种成功了。

木叶:有人曾说中国当代作家疏于对于一些器物的描写,也疏于智性叙事。

刘醒龙:这么说中国作家,逻辑有问题。知识和推理,不能完全分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不成熟的文体”。你今天还这么看吗?

刘醒龙:我不这样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绩都是长篇小说体现的。这一点可以具体到作家本人,当代作家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而且放在任何一种层面上评价,这样一批长篇小说都会是出类拔萃的。

木叶:有人很喜欢《弥天》批判现实的力度和人性反思的深度,但有的人就未必。批评家洪水先生曾说“当年有关《分享艰难》的争论,都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我比较好奇,你有没有什么作品被严重误读或低估了?

刘醒龙:遭人误读是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一部像碗里的清水一样的作品,是不可能被误读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幽深气质的作品,因为不容易看清楚,才有可能出现误读。当年,文学界用“现实主义冲击波”将我和别人捆在一起,十年之后,大部分做学问的人已不再这样说了。所以,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你跟葛红兵对话时说,“很多时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废”。不过在小说中,你的思想又似乎没有都“半途而废”,是否有时自己也和自己会顶牛?

刘醒龙:还就是半途而废,我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没说清楚。文学它不可以成为一本思想史或哲学著作。文学作品是对思想的提出,是做某种思考的引领,不作结论,这是文学的魅力。将文学作品与思想作品等同,本身就是对文学的异化。哲学著作中那些逻辑的逻辑,就算绕不死,也要将人绕晕,相比之下,文学作品如果也这样绕来绕去,最终会绕成一种笑话。在思想上,文学的意义止于启蒙。

木叶:这些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很是触动你的外国作品有哪些?

刘醒龙: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的作品,还是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凡是写乡土的中国作家,或是在乡村成长的人,一定要读一下《鱼王》。他对于俄罗斯大地母亲的热爱已不仅仅是乡土了。在俄罗斯文学里,很少有祖国这个概念,一般就是说母亲、大地。这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同。与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里对大地母亲的眷恋相比,中国作家差远了,经常看到的是怨恨、抱怨、批判。

木叶:听了这话,使我想再问一下,你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作家吗?

刘醒龙:我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可能不顾一切,不顾外面的世界怎么想,不顾朋友怎么想,不顾同行怎么想,不顾所有人怎么想,我都会坠到自己内心的深渊里面去,我要把自己捞起来,让自己能够继续地走下去,活下去。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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