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濱海櫃台交易市場股份公司總經理王建東為和訊網獨家撰文指出，2014年1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立三個自由貿易實驗區，自此，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再次吸引了民眾廣泛的關注。作為新入圍的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雖然有上海自貿區建設的經驗可以借鑒，但如何更好地在天津推動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發展仍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一) 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定位是試點改革開放
自由貿易實驗區的設立是我國應對國內外經濟新環境的重要舉措。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201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大方面，闡述了經濟新常態的九大特征。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三個層面，即短期需求層面，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長期供給層面，增長要素的約束以及宏觀調控層面。在國際經濟環境方面，美國正在積極推動新的貿易規則的制定，如跨太平洋(601099,股吧)貿易夥伴關系(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TTIP)。整體來看，經濟全球化開始退潮，國際格局正在更多地向區域化方向發展，我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開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新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我國如何更好地適應，以及我國如何更好地突破現有的桎梏是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自由貿易實驗區在這樣的國內外環境下產生，其定位超越了傳統的自由貿易園區概念，我們更應該將其理解為重要的改革開放試驗區，是我國繼1980年建立四個沿海特區、1984年設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以及2001年加入WTO之後，再一次偉大的開放實驗。在自由貿易實驗區這樣開放的高平台上，政府、企業以及各方積極探索，努力尋找出更加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大格局中的新模式、新道路。
目前批設出的四個自由貿易實驗區唯有天津自貿區地處中國北方，天津是傳統上的北方經濟中心和環渤海經濟圈的引領性城市，作為沿海城市有著悠久的開放曆史和傳統。改革開放以來，天津一直在中國重要的改革開放事業中起引領性作用。
1984年12月6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經國務院批准設立， 1986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天津開發區揮毫寫下了“開發區大有希望”，泰達這個名字已響徹世界30年，創造了改革開放事業的奇跡。2006年5月，在新的改革開放形勢的要求下，《國務院關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發布了，《意見》指出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在新世紀新階段，黨中央、國務院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出發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天津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承載起進行中國綜合配套改革的重任、承載起中國北方經濟振興的重任、承載起進行金融改革創新實驗的重任和其他多項改革的重任。天津濱海新區依托京津冀、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努力建設成為我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時至今日，中央要求在天津進行中國自由貿易實驗區的改革開放新嘗試，既是曆史賦予天津的光榮職責，更是一直以來國家賦予天津在改革開放事業所應發揮功能作用的一貫體現。應該說，這就是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基本特點和根基。
(二) 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的重要抓手是跨境服務貿易
我國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的重要抓手是跨境服務貿易，特別是跨境金融服務。一方面，我國跨境服務貿易發展相對滯後，而我國企業走出去需要跨境服務貿易，特別是跨境金融服務的支持;另一方面，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定位就為跨境服務貿易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在跨境服務貿易的諸多內容中，跨境金融服務尤為重要，對我國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活動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我國逐漸融入了商品生產的全球分工體系，並成為全球體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資本流動明顯滯後，這嚴重削弱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商品生產領域，我國的企業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但在資金運用領域，我國的企業卻面臨著融資成本劣勢。時至今日，我國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十分突出。目前，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壓低了企業獲取資金的成本，而我國的貨幣政策相對較緊，利率顯著高於美歐等發達國家。這樣，在我國企業走出去同世界其他國家先進企業競爭時，我國企業便面臨著明顯的資金成本劣勢，因為其他企業的資本獲取是全球化的，而我國企業則無法享受到相對廉價的全球資本。因此，資本全球化與資本流動的滯後發展，制約了我國走出去企業的競爭力，成為我國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我國資本全球化發展滯後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擔心資本全球化可能會帶來金融風險。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資本流動突然變動，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資產的影響，使我們看到了資本全球化可能會帶來金融風險。在我國外彙管制的條件下，我們並不確定資本全球化會對我國金融穩定產生怎樣的影響，也不清楚如何能夠防范未知的風險。為此，我們設立自由貿易實驗區，為進行資本項目開放實驗提供了平台，也為我國發展以跨境金融為主體的跨境服務貿易提供了平台。跨境服務貿易的發展必將便利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活動，推動資本全球化。
鑒於跨境服務貿易對於推動資金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以及自由貿易實驗區試點改革的定位，大力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特別是跨國金融服務應成為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的重要抓手。
(三) 跨境服務貿易的目標是服務實體經濟
跨境服務貿易不應該脫離實體經濟，否則會增加我國的金融風險。跨境服務貿易，特別是跨境金融服務，是利用政策優勢，為企業在境內外獲得相對廉價的資金。在這個過程中，監管套利行為可能會出現，即脫離實體經濟的套利行為。監管套利行為增加了我國的金融風險，為改革制造了巨大的阻力。因此，我們需要強調跨境服務貿易的目標是服務實體經濟。
金融和實體的結合更是要求我們在認識上不能簡單地將自由貿易實驗區作為一種地理概念來理解，通過自貿區平台發展跨境服務貿易，可以實現自由貿易實驗區的以點帶面功能。
特別是從地緣上看，天津位於環渤海經濟圈，有三北地區作為廣闊的經濟腹地，距離韓國、日本等國家較近，實體經濟發展的優良基礎，已經形成了對以金融為主體的服務貿易的需求。金融和實體相輔相成，始終要緊密聯系。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的發展依托於其廣闊經濟腹地的支持，也促進了經濟腹地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津自貿區的建設必將與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是相互促進的。
天津發展跨境服務貿易，需要認清天津以及其腹地的產業結構。天津所在經濟帶具有傳統的制造業優勢，在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吸引企業的過程中，應該有所側重。我們應該吸引那些與天津產業緊密相關的企業，構建完整的上下遊產業鏈條，在自由貿易實驗區內形成產業集聚，進而帶動自由貿易實驗區內的金融服務的集聚。
(四) 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關鍵是搭建交易平台
我國的自由貿易實驗區不同於傳統的自由貿易區，其區內的經濟運行，是在我國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尚未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開始推動的。因此，自貿區內很多經濟舉措必然定位是改革試驗性質。實施過程中，我們尤其賦予了自貿區很多金融改革的期望，希望通過這種嘗試，倒逼國內的金融改革。
既有改革的經驗也告訴我們，金融改革需要全國性的推動協調，尤其要得到中國金融管理部門的指導、協調與理解。同樣，在自由貿易實驗區進行的金融改革實驗工作中，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搭建平台，與監管部門共同提供良好的金融開放環境，便利金融企業與實體經濟有效結合。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關鍵則是搭建便捷的交易平台，便利企業的跨境投融資行為。
企業融資便利直接關系到企業生產成本和企業的競爭力，就整體來看，我國企業融資成本高居不下。在實施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過程中，唯有讓企業獲得與國外同行同樣的融資便利，才能鞏固我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在目前的情況下，企業進行跨境融資是一個好的選擇。盡管我國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曆程艱難，但也不斷取得成功。比如，2014年10月，渤海鋼鐵集團為海外子公司發債進行跨境擔保，成功境外發行了點心債，這是我國外管局放寬擔保相關規定後，首次發行的跨境擔保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在企業面臨國內融資約束的背景下，境外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企業的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
作為實驗改革的自由貿易實驗區，應該如何發展跨境服務貿易呢?我們認為，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關鍵是搭建交易平台，這需要我們從企業的交易行為角度出發，為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提供便利。
首先，地方政府應該能夠及時地與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國家金融管理部門進行溝通。相關的國家金融改革政策，地方政府要及時准確地傳達給企業。在企業運營中遇到的政策方面的問題，地方政府要及時反饋給上述國家金融管理當局，幫助企業解決政策方面的疑問。此外，地方政府應多詢問企業對政策創新存在哪些需求，積極向一行三會反饋、爭取實現更多的創新政策。
其次，實體經濟的企業進行跨境投融資活動時需要專業的金融機構來幫助完成，同樣更需要全球大型金融機構的服務。天津自貿區在這方面的工作具有較大的擴展空間。從金融機構布局來看，外資銀行設立的中國子公司大多在北京和上海，在天津設立的外資銀行，數目偏少、規模偏小。並且，國內總體看既有外資銀行主要服務於宗主國客戶，服務國內客戶的業務較少。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的發展應該努力應把外資金融機構的獨立法人子公司引入區內，同時引入中國的金融機構或子公司。這種金融機構有規模的在天津自貿區聚集特別需要金融管理制度和理念的創新。
最後，應積極安排條件許可、有真實跨境投融資需求的企業進入天津自貿區。比如，在進行跨境融資中，外資銀行通常要求的是企業的規模、主體評級等，在先行試驗中，可以優先鼓勵這些有一定規模的企業集聚在自由貿易實驗區。此外，我們吸引企業的范圍不應僅局限於天津所在的經濟圈，而應是全球范圍內的企業，將產業內的上下遊重要企業集聚起來，便利了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活動。
應該將自由貿易實驗區營造成一個高端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將金融監管部門、地方政府、能夠提供跨境投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和有跨境投融資需求的企業集聚在一起，能夠便捷地溝通，快速地完成跨境投融資活動。
(五) 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核心是人才
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特別是金融服務貿易，構建高端金融業態的核心關鍵是人才。在跨境服務貿易中，我們需要有熟悉國際金融交易的人才，需要有熟悉外資銀行和大型跨國企業的人才，需要有熟悉政策環境的人才，因此，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的發展中，人才政策十分重要。人才政策分為兩個方面，其一，吸引人才政策;其二，培養人才政策。
金融是典型的輕資產行業，成本消耗集中在資金和人才兩方面，資產具有很高的流動性。金融行業人才的高流動性對於天津構建高端金融業態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天津金融業態的構建正處於起步期，高流動性為天津吸引高端人才流入天津創造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天津也面臨著人才流出的壓力。那么，如何吸引並留住人才呢?對於高級人才，需要用事業來吸引。高級金融人才已經獲得財務自由，其人生的追求層次更高，渴望事業的成功。自由貿易實驗區的發展前景，以及創新政策將吸引更多金融機構和企業落後天津，同時也為高級人才提供了創立事業的平台。高級人才可以利用自由貿易實驗區這個高端平台，開創自己的事業。
與國際高標准的金融市場對接，需要高級的國際金融人才培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即需要培養人才。任何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都是大規模培養人才的基地，只有大規模的金融人才供給，才能保證它在人才使用上的成本優勢。因此，天津要在構建高端優質國際化的金融業態的同時，做好國際化的金融教育工作，相支持金融企業落地自貿區一樣，大力度支持發展高端國際化的金融教育。
(六) 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戰略目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以及發展跨境服務貿易的重要戰略目標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以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逐漸突顯，我們需要人民幣具有自主權，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而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主要因素是人民幣的流動性較差，國外居民持有人民幣無法進行投資，即無法將保有的人民幣資產保值增值並進行便利的回流。
為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設計有效的人民幣回流機制，這樣才能實現人民幣流動的循環，人民幣才能被國際社會更加廣泛的接受。跨境服務貿易增強了企業的跨境投融資活動，當使用人民幣的時候，這相當於建立了初級的人民幣市場，而這些進行跨境投融資活動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則是這個市場中的交易者，在投融資活動中也會誕生關於人民幣的交易產品和交易規則，這對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十分重要。
為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在自由貿易實驗區內試驗推動人民幣交易，在自由貿易實驗區實行集中結算。這樣既不等同於既有的國內的內貿結算，也不等於國際美元結算，推動以人民幣為記賬貨幣的全球貿易，進口也好，出口也好，相應地把人民幣附著在交易流、信息流、貨幣流等交易事項，構建自由貿易實驗區內整個人民幣交易體系。自由貿易實驗區的設立為人民幣的離岸市場的培育、相關交易產品的設計等創造了平台，在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的推動下，國內金融與國外金融接軌，中國資本市場逐漸融入國際市場，最終將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七) 結語
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不僅提供了投資機會，更是我國創造新的經濟規則和改革政府模式的重要嘗試。本次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國際經濟日趨區域化;主要經濟集團制定規則達成共贏，同時也將一些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包括中國和俄羅斯，新興市場舊有的發展道路受到遏制。我們希望中國能夠作為引領性國家，在新的格局下，取得話語權與實際性地位。在所有規則中，既要參與，又要影響引領，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正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嘗試。自貿區建設也實質性推動了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我們要建立起與讓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機制相適應的現代化政府治理模式。自貿區正在進行的行政管理改革，如負面清單、行政許可精簡、政府職能部門的高效率，都是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政府改革方向。
推進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建設最迫切也是現實可行的抓手是發展跨境服務貿易，通過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實現金融交易的國際化，獲取優質的國際市場資金和金融技術，增強我國走出去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推動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建設中，關鍵是促進具體的與實體經濟業態發展相輔相成、有具體業態吸納和承載的投資發生。這種投資便利發生的過程就是服務貿易便利化的具體實現之一。由此，要從天津自由貿易實驗區的總體規劃作好頂層設計，要充分考慮中國經濟發展轉變的新特點新要求，要充分立足天津自身的傳統、特點和根基。在發展服務貿易的具體過程中，應積極構建能夠融合多方的平台，包括監管層、國內外金融機構以及有能力有需求的企業，使得跨境投融資活動更加便利化。
此外，大力發展跨境服務貿易還要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以事業前景吸引高端人才，通過發展國際化的金融教育，保障自貿區國際化金融業態的構建。發展跨境服務貿易有利於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循環流動，也有助於人民幣市場、交易主體以及交易產品的完善，最終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