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述：TD-SCDMA終究只是一種通信技術，且是僅能應用於通信產業的通信技術，所以在討論TD-SCDMA的價值的時候終究不能脫離其為產業發展而帶來的貢獻，脫離產業價值而如正言在《高層批示被攔腰斬斷TD-SCDMA質疑者動機令人生疑》一文中談什么“TD-SCDMA的規模投資和商用牌照的發放，收獲了一個國際共識：中國說到做到。國際社會通過TD-SCDMA的曆史確認了：如果中國提出一個標准，一定會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起來，中國對自己的創造有了自信”，虛妄到中國需要用2000億投資來買一個國際認知就難免貽笑大方了。此外，脫離TD-SCDMA的產業價值談什么TD-SCDMA技術究竟是西門子贈送的還是大唐自主發現的、談什么TD-SCDMA專利中中國企業所占比例有沒有超過外國公司等等論題，其實都是避實就虛。
技術標准的產業價值無非體現在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兩個方面，前文已經論述了中國移動2000億的TD-SCDMA投入未能獲得相應的經濟價值回報，下面就再圍繞著挺TD派高舉高打的幾個關於TD-SCDMA的社會價值的觀點做些簡要分析。因為社會價值的認定很難定量，所以挺TD派的很多觀點都是憑個人感覺來定性，比如身為TD聯盟秘書長的楊驊先生在《楊驊回擊“TD蓋棺論”：TD創新意義絕不淺止於3G》的采訪中一下子給出了“遠超越3G和通訊”的“8個重大意義”，其虛無縹緲就遠不如項立剛《從國家戰略看TD-SCDMA很成功》一文所舉三大戰略機遇來得實在。
其一，項文認為TD-SCDMA的商業部署改寫了中國電信設備市場的格局，“通過TD-SCDMA的影響，中國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市場電信市場設備的主要提供商，這不但降低了成本，減少了外彙支出，同時對於國家安全也是意義非凡“。項的這個判斷當然是基於中國通信設備市場的當下結果而下的判斷，但當我們沾沾自喜於國內廠商占據了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提升了國家安全的時候卻為什么又對於美國政府以安全為理由拒絕華為進入而憤憤不平呢?當我們通過自主標准將本土市場封閉起來用於培育國內產業鏈成長的時候，我們能冀希望於這些自主標准下的蛋們在外部獲得多大的開放市場機會呢?TD-SCDMA發展到最後只有中國移動一個市場，如果我們仍然以封閉的心態發展4G，TD-LTE在中國之外的市場空間又有多大呢?
至於項立剛在其《TD-SCDMA是怎么幫助國產設備商實現大逆轉的?》一文中所津津樂道地“中國通信設備市場只能是華為、中興這些企業的天下，國外企業失去了中國移動這樣一個大市場，可能會永遠失去了。所以近兩年，我們經常聽到華為、中興大規模招人，國外企業經常在大規模裁員。這裏TD-SCDMA功不可沒”，更是虛無民族主義心態在作怪，豈不知當今已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開放的市場與外來投資相輔相成，國外企業在中國大規模裁員甚至撤資，難道影響的不是中國市場的就業和中國政府的稅收與GDP?如此心態與叫嚷抵制日貨、上街打砸日本車的憤青何異?
也還有論者將華為成長為移動通信設備全球第二大也歸功於TD-SCDMA，更是自說自話了。華為並不是TD-SCDMA的堅定追隨者，華為能取得今日之成就恰恰就在於其開放的價值觀，任正非的眼界決定了其不能將公司的未來發展系於僅限於中國移動市場的TD-SCDMA上，所以華為研發投入更多是放到了市場空間更為巨大、規模效應更為顯現的WCDMA上，在TD-SCDMA上一開始也僅僅是通過與西門子合資的鼎橋來做試探性投入而已，雖然後來出於在國內市場與中興競爭的需要而加大了TD-SCDMA的投入力度，但終歸還是WCDMA的回報成就了 華為70%的收入來自海外市場的國際霸主地位。反過來看TD-SCDMA的始作俑者大唐卻只能自縛手腳於中國移動之一隅，且因為產品品類的單一和後續投入的不足而陷入萬劫不複的泥潭：其在中國移動3G市場份額逐年被人替換蠶食，到4G招標時又能力不濟再遭擠壓，只落得打著國企要照顧國企的牌子四處化緣求乞的境地，真是成於TD也敗於TD啊!
更有甚者，將TD-SCDMA抬升到影響全球移動通信產業格局的高度上，如正言在《高層批示被攔腰斬斷TD-SCDMA質疑者動機令人生疑》與我和小寶的互聯生活在《“TD式創新”的價值》一文中均將前國際巨頭西門子、朗訊、摩托羅拉的被並購命運歸結於中國移動采用了TD-SCDMA技術，則是不自量力的妄談了。這些國際巨頭在2G時代就已經因為成本高企不能適應中國移動的GSM主設備集中采購體制而遭受份額流失，相應中國市場在其全球收入結構中的占比地位已是持續下降，所以其業務重心也不是中國市場了。對於這些國外巨頭而言商業邏輯非常清晰，一地市場業務收入下降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在該市場大力壓縮成本而已，根本不可能會讓一地市場影響到整個公司的命運，所以真正壓倒這些國外巨頭的是2008年前後的經濟危機，是歐美市場的全面需求下滑，而不是中國移動市場的TD-SCDMA這根稻草。
其二，項文認為TD-SCDMA逼出了中國的芯片產業，由於“我們要做的芯片很難市場化，無法進行量產，你做的任何一款芯片，都是追趕別人的腳步，你做出來產品，技術水平沒有別人先進，能力沒有別人強，成本也不低“所以中國芯片產業一直無所作為，直到TD-SCDMA的出現給了中國芯片產業彎道超車的機會，最終取得了“TD的終端芯片70%是中國企業生產”的輝煌戰果。但這件事的悲哀之處就在於當你通過彎道實現了超車之後卻發現彎道的盡頭已是死胡同!當2014年5月中國移動發出“今年下半年應該以TD-LTE手機為主”的明確信號之後，TD終端芯片和TD終端一樣就要變成昨日黃花了，而且中國移動因為有TD-SCDMA的存在而必須認定“五模是我們的方向和技術路線。尤其考慮到漫遊、高端用戶有需求，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奚國華)的時候，你竟然發現項文所描繪的“當國外企業也進入這個市場時，中國企業已經站穩了腳跟”的美好前景竟然脆弱到如此不堪一擊：高通仍然是橫亙在前方的那堵黑壓壓的高牆，甚至中國移動為了小小地壓制一下高通，在全球合作夥伴大會上找來和高通掰手腕的對手，不是海思、不是聯發科，還是美國公司Marvell!說好的中國芯片業大跨越大發展呢?不是說國外這些家夥們不會玩TD-SCDMA嗎?怎么最後變成要五模芯片的時候反而是我們玩不下去了呢?由此，還是印證了一個真理：技術標准永遠是越開放就越有生命力!
其三，項文認為TD-SCDMA帶動了測試儀表產業的發展，“經過幾年困難的發展，TD-SCDMA的測試儀表，中國企業產品達到90%，這些能力也一直延續到TD-LTE產業”，TD-SCDMA時代的封閉標准導致缺乏規模市場效應而調動不起成熟產業鏈的積極性，所以給國內廠家創造了成長的空間和機會，這個論調的危害不僅止於唯心，且如流毒甚廣的可能會毀了大批產業：“咱們玩不過老外的地方，就用自主標准把市場封閉起來自己玩，玩著玩著咱就玩出本事來了，就能和老外頭硬碰硬了!”而我所能看到的結局卻是在一個非公開競爭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企業卻總是在尋求偏安於一隅的庇護中被碰得頭破血流。回到儀表行業而言，如果有機會項專家能夠走進中國移動研究院蔚為壯觀的測試現場，可以親自數一數有多少儀表來自中國企業、有多少儀表來自國外公司。
除了以上三點之外，TD-SCDMA對終端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屢被不同的論者提及，是為其四吧，如正言在《高層批示被攔腰斬斷TD-SCDMA質疑者動機令人生疑》一文中就以“TD-SCDMA投資對終端產業發展的影響也超乎想象”來形容，正言在其文中是如此描述2012年國內手機企業從功能機向智能手機過渡時的場景的：“國內智能手機市場被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壟斷，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終端補貼集中資助iPhone等少數產品，國內企業找不到市場出路。這時中國移動放開政策，把終端產業鏈企業吸納進TD-SCDMA手機市場，給予補貼，並推動芯片廠商和整機廠商合作。這猶如久渴之人，適逢甘露，結果國內企業在TD手機市場大發展的2012-2013年完成了從功能機向智能機的產品升級，市場份額告別下滑，提升至現在80%的高位”，如此春秋筆法著實讓人失望：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權威發布的《移動終端白皮書(2012)》“我國國內本土品牌終端出貨量自2005年至2011年(除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始終維持在年30%以上的增幅，同期海外品牌已經進入了出貨量負增長階段”，何來國內企業找不到市場出路需要在2012-2013年憑借TD-SCDMA的東風來告別市場份額下滑?我國智能終端產能的飛速發展，靠的是本土制造優勢，以千元智能機熱銷國內市場並奇襲國外市場，僅2011年上半年中興在美國手機市場的銷量就激增300%，與TD-SCDMA有何幹系?近的還有躋身全球手機銷量前三的小米也是靠著WCDMA起家，並且遲至2013年的米3才推出TD版，難道其成就也要歸功於TD-SCDMA?
再看同樣由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的《2014年11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權威發布3G手機出貨量占比已呈迅速下滑趨勢，而國產品牌在2014年1-11月出貨的TD-SCDMA手機中出貨量占比高達90.5%，在一個行將走向末路的品類中積聚份額如此之大的產能，是幸也還是非幸也?而同時期的TD-LTE手機出貨量，國產品牌占比是76.8%，雖有絕對優勢但卻已經大大低於TD-SCDMA。
最後的再思考要回到TD-SCDMA與TD-LTE的關系上來，有一種論調頗為流行叫“種之與TD-SCDMA，收之於TD-LTE”意思是中國通信產業界在獨立支撐TD-SCDMA標准中所付出的代價終將在TD-LTE之上獲得回報。
機會是存在的，從技術標准上看LTE TDD和LTE FDD本質上共用一套標准基礎，除了TDD和FDD的區別外其他技術特征極為接近，完全可以看作同一種技術的兩種配置形式，也可以共平台開發，根據華為公司的測算LTE TDD僅需要20%左右的差異化開發。但挑戰依然艱巨，國際運營商優先發展LTE FDD技術和網絡的背景下，TD-LTE的產業化和商業發展過程有所滯後，LTE FDD的商用比TD-LTE大約早17個月，截至2014年5月，全球288個LTE商用網絡中87%為FDD制式，5%為FDD和TDD同時運營，合計有92%的LTE商用網都支持LTE FDD，而且由於TDD/FDD融合組網 策略未定，TD-LTE依然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參見張利華《全球TD-LTE和LTE FDD產業發展比較》)
當然，隨著中國4G牌照的發放和中國移動大躍進式的TD-LTE建設，毫無疑問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LTE市場，而TD-LTE在中國先行發牌和運營並分配大量頻譜，將顯著改變了FDD和TDD兩大陣營的實力對比形勢，並極大提升TD-LTE的全球影響力。但是，如果中國通信產業界仍然抱持TD-SCDMA式創新的思路對待TD-LTE，將LTE-TDD這一開放技術視為私囊之物複制TD-SCDMA與WCDMA之間的對抗到LTE-TDD與LTE-FDD之中的話， “種之於TD-SCDMA，收之於TD-LTE”又恐將在另一個層面上一語成讖!
所以，我特別欣賞中國移動副總裁劉愛力先生在一次講話中對於TD-LTE發展所提出的三個希望和三個不希望，收錄於此為這篇文章作結：為避免TD-LTE重蹈TD-SCDMA發展的艱難道路，我要提出過“三個希望、三個不希望”，即“不希望TD-LTE全球只有中國一家運營，而希望成為全球運營商的選擇”，“不希望TD-LTE只有少數設備廠商支持，而希望形成全球多廠商參與的有效競爭格局”，“不希望TD-LTE成本、技術和性能等無法與FDD對比，成為我們發展的瓶頸，而希望和FDD旗鼓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