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著大多聚焦于他的思想、功业，对于他的经济生活却鲜有触及。近日，《给曾国藩算算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点讲述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及收支状况，通过细节恢复曾国藩的生活状况。

　　日前，该书作者张宏杰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研究曾国藩的收支很有趣味，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可窥探他不为人知的侧面，并以此为窗口，观察晚清社会及官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太窘：仆人瞧不起，回家没路费

　　入京之后，曾国藩步步升迁，身居要职。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贫。“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窘’。”张宏杰说。

　　1832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瞧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过后，陈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寻高枝了。这件事让曾国藩颇受刺激，写下一首《傲奴》诗。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重视亲情，稍有余力，必加周济。但进京为官的曾国藩却无力周济其穷亲戚。其大舅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其二舅江永燕贫病而死，没一位亲戚沾到曾国藩一点福。

　　书中，张宏杰以1841年曾国藩的收支进行统计，其薪俸与公费合计为白银129.95两，但各项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决，包括住房、服装、社交应酬、出行车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当年，这些支出合计白银608.46两，赤字为478.51两。

　　咸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因政治呼吁不受重视，屡萌退志，表达辞官愿望，却因筹不起路费，迟迟不能动身。后来，他借充任江西主考的机会，才得以离京，并最终回到湖南老家，结束京官生涯，而困窘却并未离他而去，他在京为官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张宏杰指出，曾国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制的缩影，“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薄俸制让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