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購住房的考慮，還不僅僅是限制人買房的自由，而是要限制特大城市難以控制的人口流入問題。

　　兩會前，媒體普遍預計一線城市在兩會后或徹底退出住房限購政策，樓市行政性干預政策的最后一個“堡 壘”將被破除。但還沒等兩會開完，這一預期就落空了。3月6日下午，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兩會媒體見面會上表示，北京市住房限購政策不會取消，是永恒的。像商量好如何應對媒體的口徑一樣，在同一時間，上海市市長楊雄也表示，上海樓市政策沒有大的調整，住房限購政策不會取消。

　　2010年4月份，要求各地實施住房限購政策的“新國十條”中明確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也就是說，限購只是在房價快速上漲的特殊時期采取的“臨時性”措施。一旦房價不再快速上漲了，這一臨時性的措施也就取消。此后，住建部、人民銀行以及重點城市也曾表示過，限購是在其他長效機制不具備的情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政干預措施。而且，由于限購政策破壞了市場化原則，未來退出是必然的。

　　2014年6月后，除北上廣深和三亞外，全國46個限購城市中有41個城市一股腦地退出了限購。因此，媒體紛紛認為今年兩會后，限購的最后一塊陣地將被攻陷。

　　但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一線城市的主政者，堅持限購不放松的表態，特別是北京樓市限購“永恒”說法之鏗鏘有力，讓這一預期徹底落空了。筆者認為，限購“永恒”的說法出爐，一方面是有“尚方寶劍”在撐腰。3月5日，李克強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房地產市場管理的部分中提出，“堅持分類指導、因地施策，落實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短短22個字折射出本屆政府對于2015年樓市管理兩個信號，一是各地樓市運行特征不同，用媒體常用的表態叫“分化”，像北京這樣的城市還是要堅持緊縮的政策;二是地方政府要承擔樓市穩定的責任。

　　這意味著，不像原來“十年九調”，國家統一出政策，地方落實，調控壓力和責任事實上在國家，溫家寶總理為調控樓市傷透了腦筋。現在，樓市穩定與否，責任在地方。但是，所謂的長效機制，不管是房產稅、城市功能疏解、城市群內部分工等等，事實上已經談了很多年了，但因受體制制約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對于像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來說，就業機會和資源吸附能力上的優勢，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之路是相當漫長的。想想，首鋼在若干年前就搬到了廊坊，但那些在河北上班的人，每天還是坐班車往返北京和河北，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河北人;再看上海，外向型經濟回落，再加上房地產不行了，蘇州就很難過了，上海后花園名不符實，上海的優勢也很難改觀。因此，大城市購房需求長期旺盛，這是不爭的事實。地方主政官員，要想不承擔責任，就還得堅持住房限購的政策，管不了行政干預的弊端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說法任性，但背后難掩無奈。

　　另外，《新型城鎮化綱要》已經將500萬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的物理邊界已經劃定了。言下之意，這些城市以后不能再向外擴張了，以后只能向存量土地尋找可用地空間了。限購住房的考慮，還不僅僅是限制人買房的自由，而是要限制特大城市難以控制的人口流入問題，和“以教育限人”如出一轍。試想，任何一個人買了北京的房子，他就在北京安定下來了，不僅要“吃喝拉撒”，還要教育、交通、醫療等公共服務，在消費和生產的過程中還產生很多垃圾。另外，可能他的父母也過來了，上述顧慮翻倍增長。凡此種種，控制人口的目標就更難實現了。

　　對于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來說，新增用地空間被“限死”了，增加新的住房空間也就限死了，若放松住房限購，董藩教授“北京房價將漲到80萬元一平方米”的不著調觀點，或許還真成現實了。重申一遍，管不了行政干預的弊端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盡管說法任性，但背后難掩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