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設置了「7%左右」這一較低的經濟增長目標。從中傳遞出的信號是，雖然年增速為兩位數的階段可能已經結束，但中國政府依然相信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仍會享有可觀的增速。但前瑞銀首席經濟學家馬格努斯近日在英媒撰文稱，事實上，決定最終結果的更有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矛盾，而不是任何官方聲明。

　　經濟增長愈發倚重信用創造

　　李克強在中國兩會期間提交的報告稱，中國需要「處理好債務管理與穩增長的關系」。此話乍一聽十分合理，可實際上，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一個根本矛盾。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倚重高速的信用創造。因此，要想實現7%的增長目標，必然涉及進一步提高信貸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已近乎翻番，而且可能會在更短的時間內再翻一番，原因是債務水平升高的同時GDP增長卻在降低。日益升高的債務水平，加上房地產及幾個重要行業的產能過剩，再加上越來越大的通縮壓力，對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都構成了威脅。

　　金改必加劇債務管理難題

　　另一方面，債務管理又要求抑制信用創造、并且更加積極地容忍那些生成大量借貸的實體發生違約和重組。這些實體包括影子金融體系內的貸款人、房地產開發商、地方政府融資工具以及國有企業。中國經濟要想戒掉信貸癮，還需要將GDP增長再降低至少兩個百分點。這未必是災難性的，但中國對此缺乏政治意願，因為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是中國社會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官方的說法，這些目標可通過深化經濟改革來調和。然而，這些與中國經濟直接相關的改革──金融自由化、地方政府與國企改革──同樣問題重重。通過增加信用創造，金融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實際上加劇了債務管理問題，因為它在政策本該倒向相反方向時發展了新形式的信用創造和借貸。

　　對資本外流自由化仍存疑慮

　　金融自由化在政治上的爭議較少。存款利率規定已有所放寬，新產品和公司已逐漸涉足中期儲蓄，而且還出現了充滿活力的影子金融業。但這也造成了某些貸款的激增，這些貸款往往質量可疑，并由期限較短、收益較高的存款提供融資──這就走向了抑制信用擴張的對立面。幸運的是資本流動自由化進展緩慢且有選擇性，這對渴望將資本轉入中國的外國投資者是有利的。中國政府對資本外流自由化仍心存疑慮，資本外流自由化將讓中國居民能夠將資本轉至海外。不過，促進資本內流會對抑制信用創造構成妨礙。

　　中國政府決定進行債務管理并保持7%的增長率，其實是別無選擇之下的無奈之舉。這兩個目標相互矛盾。在理想的世界中，政府會下定決心，通過抑制金融業和地方政府來縮減債務規模，接受較低的增長率及其帶來的影響，同時加快改革以建立新的增長模式。但在現實中，這個矛盾很可能會被迫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