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正式掛牌，上海自貿區擴區在即。四大自貿區涵蓋了中國對外開放、對內帶動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地域的差異也使各自貿區在金融領域的改革上各具特色。

　　外資行憑借廣泛的國際網絡、較強的金融創新能力以及一年多來在上海自貿區“深耕細作”的經驗積累，迅速結合自身特色在粵、津、閩三大自貿區先行開始了差異化布局。

　　“廣東自貿區依托港澳，將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并探索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等金融創新;福建自貿區則致力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率先推進兩岸投資貿易自由化進程;天津自貿區將著重擴大對外開放，推動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近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廣東：依托港澳、服務內地

　　4月23日，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下稱“東亞銀行”)獲得監管機構批準，將設立東亞中國珠海橫琴自由貿易區支行，該行也因此成為首家獲批在廣東自貿區珠海橫琴片區內成立支行的外資銀行。東亞銀行作為香港最大的獨立本地銀行，在開展港澳地區人民幣雙向融資、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等方面將發揮優勢。

　　據悉，橫琴納入廣東自貿區后，港澳金融機構十分看好其中的新商機，目前已有近40家港澳金融機構落戶。東亞銀行負責人表示：“我們希望充分利用橫琴自貿區的政策優勢，積極面對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及離岸金融政策改革的挑戰與機遇，為客戶提供更具競爭力的金融服務。”

　　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李善民認為，與上海自貿區相比，廣東自貿區目標在于打造區域金融中心，不是國際金融中心，它的核心特色是粵港澳的聯動。“在金融創新定位方面，珠海主要是在CEPA(《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框架下對接澳門，鼓勵金融行業創新示范;深圳前海對接香港，而廣州，主要依靠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重點打造粵港澳金融特區，大力發展航運金融、離岸金融、金融租賃等現代服務業，打造區域金融中心，跟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不一樣。”

　　福建：兩岸合作催化劑

　　作為以對接中國臺灣地區為主的福建自貿區，深化兩岸經貿合作成為該區的最大特色。

　　在4月21日福建自貿區掛牌當天，渣打銀行宣布已獲得兩項人民幣跨境雙向資金池業務的委任，客戶分別為友達貿易(福州)有限公司、廈門自貿區內企業——中怡國際集團下屬子公司廈門中玖進出口有限公司。在相關細則出臺后，渣打銀行將為上述公司提供人民幣跨境雙向資金池服務，這也是外資行分別在福州和廈門獲得的首單人民幣跨境雙向資金池委任。

　　此外，渣打銀行還表示已經協助福州自貿區內的企業——友達貿易(福州)有限公司完成其對臺灣母公司——全興國際水產集團的一筆人民幣跨境支付，這也成為福州自貿區掛牌后渣打銀行的第一筆臺商企業人民幣跨境支付。

　　廈門大學金融系副教授蔡偉毅認為，兩岸金融合作將令市場更加活躍，“未來臺資參股大陸銀行的比例可能提高，或者是進行并購，也可能參與組建大陸的民營銀行，業務范圍可放寬，人民幣、外幣均可納入經營范圍。”

　　天津：服務京津冀、面向東北亞

　　天津自貿區作為北方第一個獲批的自貿區，地處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地區，服務京津冀、面向東北亞，成為北方貿易的前沿陣地。

　　臺灣合庫銀行日前表示，今年下半年將在天津自貿區內開設支行。這將是該行第四個可同時經營外幣及人民幣業務的大陸營業據點。

　　合庫銀行負責人認為，天津自貿區憑借其戰略地位，將串聯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并推動產品、業務、商業模式及服務品牌的創新，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天津自貿區支行設立后，將借鑒其他支行的營運模式，進一步完善自身經營布局，深耕華北地區的跨境金融業務。”

　　上海：金改1.0到3.0的飛躍

　　上海自貿區自2013年9月底掛牌成立以來，區內的改革和創新日新月異，外資行也在其中積累了豐富經驗，依托上海自貿區不斷創新的金融制度，更有利于外資行發揮自身優勢，幫助企業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目標。

　　大華銀行中國首席執行官連文輝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大華銀行支持的跨境貿易中，超過半數的企業來自中國。

　　“越來越多的境外企業使用人民幣作為商業貨幣和結算貨幣，我們在上海自貿區的支行將繼續專注于人民幣跨境融資，以支持中國與亞洲日益增長的貿易與投資。”連文輝說道。

　　對于許多境外企業而言，上海自貿區已經成為他們與中國市場“對接”的第一選擇，大華銀行馬來西亞首席執行官黃金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東盟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迫切希望進入中國市場尋找商機。

　　黃金松認為，眼下馬來西亞企業終于迎來了發展的好時機。“馬來西亞作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之一，馬來西亞的企業將在參與基礎設施項目中獲益。因為亞投行不僅專注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還同海上絲綢之路項目緊密相關，所以預計會有越來越多的私營部門投資、貿易和旅游機會等流入該地區，尤其是流入馬來西亞。例如，在參與基礎設施項目過程中，投資海外市場的國有企業出于成本和生產效率考慮，還可能會帶來相關配套產業和供應需求，這類似于雁陣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