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流量費、看病以及打車的問題，互聯網+遇到的障礙，歸根結底還是資源配置的問題。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壟斷。

　　對於中國而言，第一次互聯網革命是圍繞“桌面互聯網”爆發的，第二次互聯網革命則是圍繞“移動互聯網”爆發的。這兩次互聯網革命在打破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專業化分工、優化資源配置以及提升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的途徑和機遇。

　　相形之下，李克強總理作為“首席推銷員”的“互聯網+”比前兩次互聯網革命來得更為顛覆，所以，也不難想象，它所引發的第三次互聯網革命迎來的“抵抗”也必將更為頑固與凶猛。

　　何出此言?

　　很簡單，前兩次互聯網革命的“革命對象”基本都是純市場化的商業勢力，就像馬車遇到汽車，三下五除二就敗下陣來並且還輸得心服口服。但是，第三次互聯網的“革命對象”除了純市場化的商業勢力之外，更大比例的會是具有天然或非天然壟斷性質的商業勢力，比如說，電信業、醫療業、出租車業，面對“互聯網+”，這些“硬骨頭”多多少少還心存僥幸甚至心存不甘。

　　其實，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體制性摩擦”，這種阻力對“互聯網+”形成了“體制-”，它絕對不是中國個別互聯網企業能夠對付了的。所以，這也是整個中國互聯網業界翹首以待國務院“互聯網+”行動計劃的重要原因。

　　前一段時間，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一季度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談到，“現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問 有沒有WiFi ，就是因為我們的流量費太高了!”

　　那么，流量費為什么高呢?我想，經濟學的解釋最簡單明了，因為沒有充分的競爭唄!但是，這話互聯網企業說了有用嗎?沒用!就算互聯網企業想自己砸錢拉光纜建基站他也幹不了，這是由中國基礎電信業務的“體制”決定的，它們無法對抗這種“體制”。

　　流量費高了，“互聯網+”自然也就慢了。不過，比起在醫療業與出租車業遭遇到的“體制-”，這已經算是輕的了。

　　4月10日，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公開表示：互聯網上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遠程醫療要保證質量和安全，因為畢竟不同於面對面。4月13日，上海正式開始實施出租車高峰車方案，出租車早晚高峰時不能再接打車軟件招車預約。

　　無論是流量費、看病以及打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資源配置的問題。事實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壟斷。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則必須解決以往存在的政府職能“錯位”、“越位”和“缺位”的現象。具體到流量費、看病以及打車的問題，縱向上需要相關部門的努力，橫向上需要國資委和發改委甚至國務院的協調。當然，除此之外，互聯網業界也要拿出“真心真意真功夫”來證明自己“互聯網+”的實力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