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資料圖）

　　原標題：【解局】老王選人的最新重大變化

　　如果說2013年和2014年的打虎節奏，大體能應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結的“周一拍蒼蠅、周末打老虎”的規律，那2015年的前4個月，中紀委的“打虎拳法”變得更加變化莫測，有時很長時間都不吭一聲，有時又在“不經意間”pia地整一個大的。

　　比如，昨天傍晚時分，中石化總經理王天普落馬，島叔的不少朋友都感到很詫異，白天還有過聯系呢，怎么沒過幾小時就再也聯系不上了。看來這中紀委打老虎，啥時出手，真是“出其不意”。

　　當然，島叔很反對把反腐娛樂化，變成某些官員的情色段子，或者把反腐泛化，什么抑郁癥墜樓、跌入平臺都捕風捉影地當做是“畏罪自殺”，或者把反腐當做數字游戲，非要整到100個、200個，湊個整數才痛快。今天有個新聞爆出來，湖南新化縣居然下發文件，定抓捕黃賭毒的任務數，要抓2491人，島叔也不知道這奇葩的數字是怎么算出來的，按人口比例？還是掐指一算？反腐也是一樣，不是搞運動，不是為整個吉祥數字“邀功”。這種量化很無趣，也沒什么道理。

　　今天，之所以又跟各位島友聊反腐的話題，是因為近期，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里面包含了關于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書記、副書記，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長、副組長，中管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考察辦法。這是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這次人事提名考察辦法，對充實紀委書記的“監督責任”也是大有裨益。

　　所以，今天的《人民日報》就刊出文章，專訪神秘的紀檢體制改革專項小組負責任，重點解讀了這三個提名考察辦法。里面挺有料，島叔給你仔細捋一捋。

　　問題一、反腐節奏慢下來了嗎？

　　從普通百姓的直觀上，以前是每周末都會翹首以盼，而且一般都不會令人失望，但今年開始，似乎大老虎落馬節奏明顯不如去年了。但島叔覺得，反腐的一個重要表征，當然是打貪官，但反腐絕對不止于此，反腐是手段，背后更大的任務是黨風廉政建設，要開辟一個風清氣正的官場新秩序，所以，除了反腐，中紀委還要管作風建設，除了嚴重違法違紀之外，還有更大數量的黨內通報批評、警告等黨紀處分，這些都是在“治標”。

　　按今天文章里的話說：從十八大以后查處的案件和巡視發現的問題看，不收斂不收手現象時有發生，連“不敢腐”都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不能腐”和“不想腐”更是遠遠沒有做到……必須持續保持高壓態勢，用最堅決的態度減少腐敗存量，用最果斷的措施遏制腐敗增量。

　　話語間，一股肅殺之氣。

　　問題二、現有紀檢體制機制的問題

　　在老王的反腐布局中，治標和治本是同時推進的，所以，在紀檢體制機制上的建設其實一直伴隨著反腐過程。

　　當然，持續兩年的反腐同樣暴露了以往體制機制的一些弊端。比如，各級紀檢機關查辦案件時，受到的牽制還比較多，一下地方辦案，各處遞條子、打招呼、匿名電話威脅等等，都時有碰到，都怕因為反腐影響形象和發展，所以就千方百計壓案不辦、瞞案不報。各級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顧忌太多，都在同一個鍋臺里吃飯，給個面子，大哥~

　　所以會出現一些地方紀委、派駐機構，很少發現和報告同級黨委問題。根子上就在于紀委書記的提名考察權沒有牢牢把在上級紀委和組織部門手里。

　　島叔翻了一下歷史。在上世紀90年代，地方黨委的紀委書記一般都由省委副書記兼任，在常委班子里排名靠前，一般都在前五。但后來因為精簡班子，副書記名額壓縮，一般都是一個省委書記，配兩個副書記（省長和兼職副書記），所以，紀委書記的常委排序就往后靠了，一般都是掉出前五位。這次紀檢體制改革中，也有專家提議，要把紀委書記的排名往前靠，也是為增加紀委書記在黨委班子里的話語權。

　　至于省級紀委書記的任命，省委書記的意見往往能起到非常大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為紀委書記能干到63歲，比普通副省級干部的60歲退休年限要多3年，所以，紀委書記一般會成為本省到點副省級干部繼續“服役”的一個新崗位，而人選，由本省組織部長、政法委書記轉任居多。

　　但一般都不會讓本地土生土長起來的干部任紀委書記，這個是必須要避嫌的。但即使如此，因為紀委書記和省委書記多年搭檔，因此，在監督同級黨委方面，就會產生“抹不開面子”的事。

　　問題三、怎么改？

　　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就是：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領導，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很明顯，就是把地方同級黨委在紀委書記崗位上的人事權給沒收了，目的就是增強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

　　這從十八大以來，紀檢系統頻繁的人事調度可以得到佐證。

　　島上的小野妹子辛苦做了個盤點，發現十八大以來，有11個省市自治區的紀委書記換人。在這11個紀委書記中，僅重慶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徐松南和福建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倪岳峰看起來是從本省提拔——徐的上一個職務是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倪的上一個職務是福建副省長。但如果嚴格說來，徐松南長期在四川、湖北、寧夏工作，2012年才赴任重慶，組織部長任上不到一年半，就轉任紀委書記，而倪岳峰長期在中國海洋局、全國人大工作，2011年赴福建任副省長，在本地工作年限短，也有一定的“超脫性”。

　　而其他9名紀委書記，都是從別的崗位調任，也是與現有崗位毫無工作交集。其中，5位出自紀檢監察部門，占總數的近5成，這也符合紀檢工作需要一定專業性的要求。

　　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島叔在3月31日，《老王看中的紀檢組長》一文中分析的，新任7名中央國家機關紀檢組長的履歷與履職的新部門毫無交集。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用人權已經開始“上交”。

　　但這是不是意味著，紀委已經形成了坊間傳說的“垂直領導系統”了呢？當然不是。相比于海關、稅務等真正垂直領導系統，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的產生，不會是本系統封閉的循環，用標準的表達是，“雙重領導制”——既受上級紀委領導，也受同級黨委領導。

　　從這11名紀委書記和7名紀檢組長的履歷看，有出自中央機關的，有來自地方政府的，有在中央、地方多崗位歷練的，也有長期在基層一步步干起來的，這也印證了三個《提名考察辦法》的提法：“始終把紀委書記、副書記放在當的干部隊伍“大池子”里……堅持五湖四海，從紀檢系統內和系統外選拔優秀人才。決不能形成自我封閉的小循環。”

　　文/獨孤九段 數據整理/小野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