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鐵

　　勞動節期間，Uber廣州總部被查，某些媒體和網絡民意幾乎處於完全相反態度。比如某報以Uber違法為論調，開篇意圖鮮明指出指出“有關部門為出租車司機出了口惡氣”，事實上無可否認的是Uber確實違法了現階段國家有關法律。而網絡民意則多以聲援為主，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自媒體十分旗幟鮮明地支持人民Uber，如果事態再發展接下來出現“今晚我們都是Uber人”也不足為奇。

　　其中意味很值得玩味，政府查Uber有評論認為僅僅是要保護既得利益者——出租車行業，其中包括出租車公司以及你懂得的那些人(就是沒出租司機)，這自然是有道理的。隨著Uber以及各大專車軟件的興起，在事實上已經打破了傳統出租車對專車形式出行的壟斷，這顯然是動了出租車相關利益者的根基。

　　Uber被查，對於出租車行業是絕對利好，根據人們常識性的利他性思維，這極有可能是為繼續保持壟斷地位對Uber乃至整個專車行業的嚴重打擊。

　　可鐵哥在此想提醒大家兩點：1.政府工作人員的意識2.違法事實。

　　新的技術或者遊戲規則對於政府而言最大的障礙其實不在打破條條框框，而是要平衡各方利益。Uber作為市場經濟產物通過補貼等手段可迅速獲得大量用戶親睞，傳統出租行業在此基本是不堪一擊的。且不要說傳統出租有種種服務弊端，即便出租服務如專車一般得體，在交易以及支付形式出現革命性變化之後，出租公司輸也是定局，雖然鐵哥對出租行業吐槽也很多，但並不認為出租行業是在服務上輸給了專車軟件，而是技術和商業模式上。服務尚可改進，而技術和商業模式卻根本不可能完全複制，因此從Uber面世，全球的出租行業敗局就已定。

　　對於政府而言，要考慮的則是出租行業是否有必要存在和此情景下帶來的相關副作用。

　　出租行業是否有必要存在，專車的擁躉者會說出租老朽早該退出曆史舞台。但鐵哥認為出租在現階段還將會是城市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原因在於出租行業作為相對穩定的交通出行工具，政府對其是可控的。出租車的數量以及牌照的發放如此政策能否適應人們的日常出行需求，這可保證政府有關部門進行無風險少過失的管理。這是全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特點。

　　此外，出租行業市場萎縮，出租司機是最大受害者。有司機可轉型開專車，但相當一部分司機並不具備開專車條件(如無車輛以及對互聯網接受度局限)，這些司機的收入以及就業如何保障?世界各地政府禁止Uber很大程度上並非是與出租公司沆瀣一氣，而是忌憚出租司機手裏的選票。

　　由此鐵哥對於廣州有關部門的舉動是相當理解的，畢竟Uber以及各大專車平台在事實上已經違法了國家有關法律規定。當然，反對派認為法律有滯後性需要行動起來以倒逼政府。但由於以上原因，在短時間內政府不會修改對專車的有關法律，楊傳堂部長兩會期間的表態可以說明。除此鐵哥還提醒大家，私家車的專車合法化並非修改法律如此簡單，還需要工商、稅務以及交通等方面部門以及配套法律的協調，工程量較大涉及利益較多也非易事。

　　看到此，相信不少朋友開始罵鐵哥“五毛”了，稍安勿躁。

　　雖然以上文字相對五毛，但鐵哥在感情上是十分支持專車的，本人也是Uber絕對用戶。

　　鐵哥認為專車平台雖有違法事實，但罪不該封。專車涉及的命門只有兩個：與出租的市場之爭以及手續合法性。其實都有方法可破解。

　　各大城市的出租車保有量與城市居民數量基本都是嚴重不匹配的，專車作為現有城市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緩解城市出行難問題的。因此，鐵哥建議政府建立動態的交通出行數據庫，即專車在滿足城市居民出行要求前提下，對專車數量進行動態化管理，建立出租為主，專車為輔的綜合交通出行方式。由於專車數量恰好滿足居民出行需求，對出租車市場的搶占力度有限，而出租則可通過服務以及價格等方式的調整保證基本的盤子不被專車吃掉。而並非現在各專車平台瘋狂發展，基本不考慮城市的運載以及出行需求，一家獨大出租怎能招架。

　　而在手續合法性上鐵哥則建議專車平台能與政府協商折衷處理辦法，即接入專車是私家車輛要享受運營車輛同樣的安檢以及人員培訓，以運營車輛的法律要求規范自己。據鐵哥了解，當前Uber司機的接入條件門檻極低，相關的安全培訓也相對滯後，如此不僅有安全隱患還容易落人口實。

　　當前對專車的討論很自然讓鐵哥想到了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曾有一段，康有為慷慨陳詞“殺幾個一品大臣，法就變了!”操之過急卻不考慮相關利益者，變法怎能不敗?政府一味禁止，且力度越來越大，而專車平台對出租市場的瓜分也愈演愈烈。雙方都是革命派，尤其缺少溫和的改良派。

　　鐵哥作為中庸的改良派，堅持認為當前政府、出租以及專車之間的矛盾並非不可調和，三方應該心平氣和坐一起溝通而非沖動對待對手。作為用戶，對於專車和出租的討論也建議多些溫和少些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