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中國金融外交精彩之筆
——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巍副教授
本刊記者朱毛齋 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中國爭取國際金融話語權、降低外匯儲備風險的重要手段。儘管亞投行還難以撼動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但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的設立為我們以後使用人民幣提供了制度基礎。”4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李巍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李巍認為，中國圍繞創建亞投行所展開的金融外交，構成2015年中國外交開局以來最為精彩的內容。亞投行的設立和運作將為人民幣在國際投資、貿易領域更廣泛使用搭建一個貨幣合作的伙伴關係網絡，以及創建相應的國際制度體系，使之逐步成為國際貨幣。
美元貨幣特權亟需多元衡
“今天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核心的貨幣問題是什麼?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最主要的貨幣問題就是我們都使用美元作為交易貨幣，或者使用美元作為投資貨幣，或者使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美元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最核心的、或者佔據份額最大的國際貨幣，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李巍說，西方文藝復興政治哲學有一個很經典的理念，就是“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在國際貨幣體系當中存在一個經典的困境：美元是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行的，同時受到美國政府的影響，美元的發行是依據美國的經濟情況，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美元同時承擔了國際貨幣的職責。於是矛盾就出現了，一個本來只是應該在民族國家內部流動的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幣種，卻承擔了國際的職責。如何確保理論上說只為本國利益服務的貨幣，能夠服務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要的貨幣問題是如何約束美國的貨幣特權。美元不僅僅成為在美國這個國家負責的貨幣，而且對全球負責的貨幣，而目前我們在全球層面上沒有任何的機制來使得美元對全球市場，或者對全世界使用美元的其它國家承擔起貨幣的職責。”李巍說，布雷頓森林體係為什麼能夠被接受?因為從1944年開始，美元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成為國際的主要貨幣，主要是因為美國進行了自我制度的約束。這個約束機制，就是美元和黃金掛鉤。這個制度的設計極大提升了美國的信譽，因為人們拿到美元就相當於拿到黃金，這是美元最終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的根本原因。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們發現美元的體係發生根本的變化。”李巍介紹，1971年和1973年美國先後兩次宣布美元大規模貶值，也就是它關閉了黃金窗口。隨著美國不斷出現貿易逆差，在歐洲出現了大量過剩的美元，人們再拿美元不可以兌換黃金，這個窗口關閉了。“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美國貨幣問題，就是在美國由一個仁慈的霸權轉變成掠奪性霸權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的。面對一個正在具有掠奪性或者正在對全世界通過貨幣槓桿進行財富提取的美國，我們如何去應對它。”
李巍說，對於掌握美元特權的行為體我們如何約束它，從理論上推導有四種可以約束的手段：第一，廢除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資格，發行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第二，建立一個國際制度，用國際規則來約束美元;第三，復興實物貨幣;第四，多元貨幣競爭。
“現在更多的是刷卡，電子貨幣更多要取代這張紙了，所以你還要復興黃金，這是歷史的倒退。”李巍認為，第三種思路僅僅是一種思路，現實中推行有很大的困難。故而他提出，制衡權力最重要的手段或者說唯一的手段，就是權力的分離、權力的相互制衡。即通過貨幣多元競爭，制衡美元貨幣特權。“出現幾種國際貨幣共同承擔國際貨幣的職責，它們之間相互的制衡、相互的約束，使得人類有選擇的權力。”同時他提醒，過多的貨幣競爭同樣帶來經濟交易成本，因為貨幣幣種太多，幣種就是一種新的關稅，會帶來新的交易成本。
“我們能不能形成有限的貨幣競爭，或者兩個幣種，或者三個幣種，能夠在國際使用當中佔據同等的份額，在這種情況下讓它們形成競爭和制衡的機制。”
人民幣可參與競逐國際貨幣
“貨幣競爭中第一個路子是歐元，歐元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實驗，建立了一種沒有主權政府的國際貨幣;另外一個就是一種單邊的路，讓其它國家的貨幣成為佔據一定份額的國際貨幣。”李巍說，國際貨幣在經濟上應當具備以下三個基礎條件：
第一，經濟規模。他認為，經濟規模是決定貨幣國際使用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包括國內經濟規模和對外經濟規模。對外經濟規模主要包括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國際貿易是帶動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還包括對外投資，是一種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最直接的因素。國內經濟規模為什麼重要?因為能夠使貨幣持有者更加便利。
第二，幣值穩定。每個人都更願意持有一種幣值更加穩定的貨幣，都希望手中持有的貨幣是不斷升值的，不希望持有的幣種會出現貶值的風險。“幣值越是穩定的，特別是長期維持穩定的貨幣越能夠成為國際貨幣，這就是當時美國把美元跟黃金掛鉤的原因，因為美元和黃金掛鉤能夠保持美元的穩定，能夠鼓勵更多人持有。”
第三，金融市場。“我們為什麼要持有這種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很重要是要投資，要保值增值，我們需要這種貨幣能夠購買更多的、更有價值的金融產品，這就取決於你這個國家能否為國際持有者或者海外持有者提供一個富有深度的和廣度的金融資產。”
李巍認為，中國經濟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人民幣幣值長期保持穩定，人民幣具備競爭國際貨幣的能力。他認為，中國目前最缺的是金融市場的建設。“海外持有者持有人民幣不能進行自由的投資，或者買不到有價值的金融產品，美國就能夠為美元海外持有者提供極富有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夠把上萬億的金融資產放在美國，因為我們能夠買到那麼多的金融產品。”他認為，中國金融市場要提高深度，拓寬廣度。一方面要提高金融產品的規模和交易數量，另一方面要能夠提供品種極其繁多的金融產品。
李巍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除了上述經濟基礎外，還應具備以下政治基礎：第一，貨幣夥伴網絡。這個國家需要在貨幣領域需要一系列的堅定的貨幣夥伴，就是政府間的貨幣合作。第二，國際制度體系。作為一個國際貨幣，除了有這樣的伙伴以外，還有貨幣的制度體系。這個制度體系能夠為國家的貨幣地位提供兩個效應：一是提供合法效應;二是鎖定效應。
“貨幣夥伴的概念主要從貿易夥伴得來的。”李巍進一步解釋說，比如中國要成為國際貨幣的發行方，需要一些堅定的貨幣夥伴支持，進行貨幣合作，由此形成夥伴的往來。這些支持人民幣的伙伴們具有有哪些支持行為?一是把人民幣作為匯率的窗口，也就是在官方層次上參考的重要的標準;同時這些貨幣夥伴還支持人民幣作為外彙的干預貨幣，鼓勵人民幣成為結算貨幣，特別是對於出口資源型的國家，比如像澳大利亞和中東國家，如果鼓勵本國企業在出口原材料或者出口石油的過程當中以人民幣計價，或者以人民幣結算，這些對中國來說就是很重要的支持行為，這完全是政府間的行為;三是支持或者積極的把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國家。這些都構成中國的貨幣夥伴，所有這些貨幣夥伴在一起，和中國形式的負責的、豐富的、政府間的貨幣行為，就形成貨幣夥伴的網絡，這個網絡是支撐人民幣國際地位的第一個政治基礎。
“國際貨幣的使用不完全是市場行為，它需要官方提供合法性。布雷頓森林體系或者布雷頓森林會議，就是使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提供了官方層次上的合法效應，所以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不是完全隨著市場的力量自發的形成，它是有官方的合法性。”人民幣不是SDR的成員，不是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為什麼我們要加入進去?李巍說，“人民幣加入SDR具有像徵性意義，這種象徵性意義是極其重要的，就是人們認可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儲備貨幣的職能，所以相關的制度體系構成了國際貨幣的第二個政治基礎，除了合法效應之外還提供鎖定效應。”
人民幣外交助力搭建貨幣夥伴網絡
據李巍介紹，從2009年以來，中國國內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人民幣結算、匯率改革、利率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都在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經濟上、制度上的鋪墊。同時，夯實國際政治基礎為人民幣崛起提供一個國際政治基礎，為人民幣搭建一個貨幣合作的伙伴關係網絡，中國的“人民幣外交”也取得一系列進展。第一，簽訂貨幣互換夥伴，這是亞投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最新的數據大概有30多個國家不同層次的貨幣互換;第二，本地結算，中國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展以人民幣為主的本地結算;第三，貨幣交易夥伴，以前人民幣除美元之外，和其它貨幣都不可以直接交易，都需要以美元作為中介近年來大約和十個國家貨幣能夠直接的交易，或者直接的兌換;第四，貨幣清算夥伴，中國和其它國家建立清算機制，因為隨著人民幣在海外的使用量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清算。
李巍說，中國通過貨幣外交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搭建一個貨幣夥伴的網絡的同時，也在逐步創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相關的制度基礎：第一，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推動全球層面上的國際金融和貨幣制度的改革。包括努力推動G20取代G7，讓中國和新興國家更多的獲取國際話語權;推動IMF和世界銀行既有機構的改革;希望提升SDR的國際貨幣職能，弱化美元作為首要儲備貨幣的職能等。第二，中國在區域層面上的金融建制努力收穫一一系列成果。包括強化金磚機制貨幣合作，建立金磚開發銀行和金磚外匯儲備機制;升級“10+3”機制貨幣合作，主要是清邁倡議的多邊化;推動上合組織貨幣合作;主導亞投行的建設等。
亞投行提升中國金融外交動員能力
“設立亞投行在中國的外交和中國金融上都有分水嶺的意義。”李巍分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不斷地爭奪盟友，美國說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不能加入，中國說你們加入吧。“實際上這兩個國家既是一場金融遊戲，也是一場外交遊戲。可以看出最忠實美國的只有一個國家就是日本。英國作為美國最傳統的盟友，結果為中國捧場。英國發生動搖了，韓國和澳大利亞也變化了，因為韓國和澳大利亞一直在觀察，作為兩個發達國家是最後兩個做出決定的。”
亞投行在未來對外投資上是什麼樣的地位?李巍說，“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中國爭取國際金融話語權、降低外匯儲備風險的重要手段。儘管亞投行還難以撼動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但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的設立為我們以後使用人民幣提供了制度基礎。”
“我相信亞投行使用美元仍然是主要的方面。”李巍在回答本刊記者提問時說，“一帶一路”是化解過剩產能，我們辦那麼多開發銀行、基金，包括絲路基金、金磚開發銀行、亞投行，使用的主要幣種還是美元。“我認為它不是中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基金和銀行還得依靠美元，我們主要還是拿著我們美元儲備投到絲路基金裏面，或者銀行里面。未來這些機構的出現，畢竟為我們以後使用人民幣提供了制度基礎，特別是提供了一個合法性，你想這樣的國際機構，57個國家是多邊的機制，理論上說雖然在美國，但是這是國際機構，這個國際機構以人民幣作為幣種之一，能夠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政治合法性。”
李巍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在國際金融外交舞台上更加活躍。而令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擔任核心領導者角色，亞投行外交還是第一次，它也成為檢驗中國金融外交動員能力的重要試金石。中國要求改革現行不公平的國際金融制度，爭取更多的話語權。但是以IMF、世界銀行改革為核心的國際金融制度改革一直受到美國等國的阻撓，未能實現。在此背景之下，中國祇能選擇“另起爐灶”。無論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還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這一“另起爐灶”施壓改革的具體抓手。但是遺憾的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都陷入了大國博弈與制衡之中，前者效率低下，進展不力，後者由於俄羅斯的反對仍然停留在願景階段。因此，只有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才是真正的具有行動力的高效機制“亞投行外交有幾個前所未有的新特點，它是首個完全由中國獨自倡議並且開始付諸實踐的國際機構，並且由中國主導規則制定，這表明中國不再僅是既有國際制度體系的融入者，也是新制度的創建者。其次，它是首個由中國提供大部分資源包括資金資源、人才資源的國際機構，亞投行的總部位於北京，中國占出資份額的最大部分，而且首任行長也很可能由中國人擔任，這表明中國是國際社會公共產品的重要提供者，中國歡迎其他國家搭乘'中國便車'。”
李巍同時提醒說，亞投行目前還停留在願景階段，關於亞投行的成立和運行，今後還有兩場同樣關鍵而且更加艱鉅的金融外交戰役要打。一是圍繞即將拉開序幕的亞投行章程的談判和制定，各利益相關方勢必進行激烈角逐，以爭奪對自身有利的規則制定，中國如何協調各方利益關係，保障章程順利制定，考驗中國外交技巧和制度設計能力。二是一旦明年亞投行真正運行起來，如何協調亞投行和既有國際開發銀行以及與貸款國之間的關係，確保亞投行的投資項目能夠平穩展開，以及如何提升亞投行的信用評級和保障亞投行的投資安全，對於作為主要投資國的中國而言，也是金融外交的巨大考驗。
李巍，2003年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獲學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碩士學位，2009年6月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獲博士學位，2009-2011年在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係從事博士後研究。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兼任《外交評論》編委、《國際政治科學》編輯，擔任察哈爾學會、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和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經濟外交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外交、美國國際經濟政策。著有《制度變遷與美國國際經濟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合著有《國會政治與美國對華經貿決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譯著有《貨幣與強制：國際貨幣權力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合譯有《裙帶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在國內主要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其最新學術專著《制衡美元：政治領導與貨幣擴張》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