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最早的唐咸通本《金剛經》

　　【香港商報網訊】「雕版印刷肇自隋，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這是古今對雕版印刷發展歷程的概述。向達在《唐代刊書考》中說，「中國印刷術之起源與佛教有密切之關系」。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佛學經典傳播全靠人手工抄寫。人工抄寫的佛學經典既費力又費時間，最為主要的問題是容易失真，容易發生錯誤。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后，解決了上述的問題，大大促進了佛教傳播。

　　帝王助推佛教傳播

　　中國較早的雕版印刷術主要應用於佛教傳播。從出土文物、古籍經典以及歷史記載來看，中國較早的雕版印刷術主要應用在佛教傳播上。在這一過程中，高僧、帝王、文人、信徒均有推波助瀾的表現。

　　河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陶丹表示，中國較早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的僧人當屬玄奘。在唐高宗元年至十五年，玄奘采用雕版印刷術印刷了佛像100萬份，散發給廣大佛教信徒。

　　帝王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趙匡胤印刷《開寶藏》。北宋開寶四年，宋太祖趙匡胤敕命大臣高品、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經》，并於太平興國八年完成了13萬塊經版的全部雕刻，隨后開始印刷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漢文《大藏經》。由於該《大藏經》始刻於北宋開寶年間，故稱為《開寶藏》。又如，虔誠的佛教徒吳越國王錢俶，與高僧延壽法師一起，雕版印刷了大量佛像、塔圖咒語。還有，錢俶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了杭州雷峰塔。當年，佛塔里藏有雕版印刷的經書《雷峰塔經》，又名《寶篋印陀羅尼經》。

　　文人利用雕版印刷術傳播佛教的代表有北宋詞人蘇軾。北宋元豐八年，太子太保張道贈送蘇軾《金山欏伽阿跋多羅寶經》，并讓他將該經「使印施於江淮間」。同年，蘇軾攜帶此經來到了今江蘇鎮江金山寺。在金山寺長老佛印法師的協助下，蘇軾書寫了全部經文，后又請善刻的工匠來金山寺雕刻經卷。經版刻好后，一直存於金山寺，無論是信徒還是香客，可以隨要隨印，使得此經得以廣為流傳。

　　佛音遍及西夏藏族聚居區

　　金代，潞州（今山西省長治境內）官府小吏崔進之女崔法珍虔心佛教，以斷臂的方式化緣，募資刊刻《趙城金藏》，很多佛教信徒深受感動，紛紛捐資協助。大約在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年）前后，《趙城金藏》開始雕版刻印，歷時約30年方成。《趙城金藏》印刷清晰，字形勁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釋迦牟尼佛說法圖，是中國印刷史上的珍貴標本。

　　雕版印刷術，讓佛音遍及西夏、藏族聚居區。伴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技術日益完善，9世紀時，佛教經典還在以佛教立國的西夏王朝迅速傳播。西夏王朝以佛教立國，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對佛學經典非常渴求。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曾多次向北宋求購佛教經典。西夏時期建造的重要寺廟高臺寺的佛塔內，即藏有宋朝所贈雕版印刷的《大藏經》。

　　13世紀，雕版印刷術傳入藏族地區，為藏文佛教文獻的保存和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藏族聚居區陸續建起了印經院，大規模刊刻、印刷佛教經典。建於清雍正時期、素有「藏族地區璀璨的文化明珠」和「雪山下的寶庫」盛名的四川德格印經院，最主要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經典。目前德格印經院院藏雕版總量已達29萬餘塊。最為難得的是，德格印經院所藏的大量雕版印刷佛教經中，有許多珍本、孤本和範本。

　　印刷術伴隨佛教傳入日本

　　鑒真是中國的高僧和學者，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雕版印刷術十分精通。據日本僧人玄棟所著的《三國傳記鑒真和尚事》一書記載，鑒真在日本運用雕版印刷術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四分律註解的行事鈔、羯磨疏、戒本疏。

　　雕版印刷術伴隨佛教傳入日本的佐證有：在唐朝留學19年的僧人玄防，在返回日本時，帶回佛經5000餘卷和許多佛像。日本留學生、遣唐副使吉備真備，在中國居住了18年之久。回到日本后，吉備真備成了日本稱德天皇的老師。之后，在吉備真備的主持下，稱德天皇下令雕版印刷100萬份《陀羅尼經咒》。

　　元明時期，浙江、福建一帶前往日本謀生的中國刻工非常多。恰逢當時的日本各寺院正大量翻雕佛經與高僧語錄印版，因此這些中國刻工在日本的佛經雕刻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促進了佛教的廣泛傳播。

　　雕版印刷術，在發明之初就伴隨佛教傳入高麗。1966年10月，在今韓國慶州佛國寺發現了漢文印本《大陀羅尼經》，上有武則天時發明的制字，這件實物可以證明雕版印刷術在中國發明之初就通過佛教傳到朝鮮半島。

　　北宋元豐八年，高麗文王之子釋義天來到中國，除了學習佛教教義外，還廣泛收集佛典章疏和儒家經典。回國后，釋義天又在高麗興王寺設教藏都監，編錄從宋、遼以及日本蒐購來的佛典和由宋求得的佛學經典，刊刻為《續藏經》，共4700多卷。這部經書傳到宋后，多地大寺院將其中在中國還沒有刻本的部分進行復刻，為中國佛教史的傳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