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國際婚姻數，自1996年以來一直處于日本國際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顯示，中日跨國婚姻數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萬人大關，幾乎占日本全國國際婚姻總數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綠卡簽證的中國人（多數為女性）尚不足三萬人，到2008年已經大大突破10萬大關。

　　根據中國黑龍江省方正縣外事辦提供的數據，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該縣女性嫁到日本，超過方正縣每年登記結婚的新人總數的十分之一。據統計，方正縣每年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僑匯收入可達8000萬日元。正是得益于這些遠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當地的親屬迅速脫貧致富。

　　盡管這些中國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顯的政治壓力，然而，中日之間特殊的歷史問題以及與之纏繞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傷口，隨著陰晴不定的天氣變化，仍不時隱隱作痛。

　　【跨國婚姻隱患】

　　十多年以來，中日跨國

　　婚姻離婚率高達40%

　　“15年前我一時沖動，給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賭注。”方正新娘李愛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說，“幸好賭贏了。”

　　1999年，24歲的李愛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戰后遺孤的后代，當時即將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親認為李愛萍家境貧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沒有日語基礎，結婚會給兒子的一生造成負擔。陷入失戀的打擊，李愛萍卻心生一念：“既然日本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愛萍找到做國際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萬元人民幣中介費，然后，從幾個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簡歷中選擇了現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愛萍已經給父母在方正縣買了房，還能讓父母在冬天時去海南三亞過冬。

　　日本友人曾告訴李愛萍，一般來說，日本男人娶中國女人，婚姻很難穩定，每三對夫妻中會有一對離婚。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003年以來，中日跨國婚姻的離婚率高達40%。

　　李愛萍慶幸自己屬于剩下的兩對之一，她現在已經是有著兩個孩子的母親。雖然婚姻并非一帆風順，李愛萍笑道自己曾經多次“離家出走”，投靠住在東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為戰后遺孤回到日本生活。

　　李愛萍剛到日本就懷上第一個孩子，做了七年全職家庭主婦，一直到孩子上小學后才重新找工作，當時她已經32歲，開始在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做一些簡單的工作。雖然李愛萍到日本后就開始學習日語，還請了臺灣人做家教，但她說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會，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習慣。

　　隨著日本城市化的發展和出生率不斷下降，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加之很多農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給農民，紛紛涌入城市，日本農村男性面臨的結婚難問題愈發嚴重。日本農村家庭的長子又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因此迎娶一個外國妻子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跨國婚姻應運而生。

　　由于歷史原因，方正縣的女性外嫁日本有著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為數眾多，通過人脈介紹，更容易找到合適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這些一句日語都不會講的中國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給一個日本鄉下男人，就是因為錢。”一位旅日華人說。在方正縣，下嫁日本的行為也被說成“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

　　“這一評價未免片面，但這種現象確實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連新娘王宏偉說。王宏偉認為，由于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加之缺乏感情基礎，很多家庭矛盾叢生，最終釀成悲劇。

　　【戰爭陰影猶存】

　　聚餐喝過酒后

　　日本人就會沒完沒了地道歉

　　王宏偉和同在日本福島縣生活的姐姐王梓居住的須賀川市已經是福島縣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個城市里卻沒有超過十層的樓房，多是兩三層高。以至于她們的母親第一次來到日本后發表結論說：除了東京等幾個大城市之外，日本簡直就是一個“大農村”。

　　在這個遠離東京的“大農村”里，王梓說自己幾乎感受不到右翼勢力的影響，也從未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視，但童年時代所接受的對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會像幽靈一般，偶爾飄進她的腦袋里。

　　盡管王梓自認為已經告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但直到今天，當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厲害時，仍然會不自覺地想：“就他這副嘴臉，要是在侵華戰爭期間，得殺多少中國人啊。”然后，當年看過的電影或小說里日本人殺中國人的場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來……“太可怕了！”王梓從未將這種感受講給丈夫聽過，因為“說出來太傷人”。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還是和朋友，雙方都很少主動提及中日之間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當與丈夫的同事聚餐喝過酒后，日本人就會“沒完沒了地道歉”。王宏偉說，一開始還挺感動的，但后來發現他們“一喝多就道歉，而且問題是天天喝。”

　　這樣的場景也經常發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開始向兒媳認真地鞠躬道歉，已經坐得雙腿麻木的王宏偉也只能畢恭畢敬地鞠躬回禮。

　　親家母來日本時，公公也會道歉，“然后我媽就很大度地原諒了他，”王宏偉說，每次，自己的母親都會像外交官一樣告訴對方：“這是過去日本政府的事，咱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咱們之間還是中日友好。”

　　“其實我公公、婆婆也是戰爭的受害者。”王宏偉說。婆婆自幼喪父，繼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戰場，為了能有個頂梁柱撐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結了婚，但沒過多久姐夫同樣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為家境貧寒，學校發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著腳走到學校門口才舍得穿上。

　　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經讓姐妹倆習以為常，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對來自兒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讀初中一年級的兒子放學回家之后對王梓說：“媽媽，今天我們在教科書里學到，日本侵略中國這件事。”王梓意外地說：“是嗎？你們學這個了嗎？”

　　“是的。”兒子從書包中掏出歷史教科書，邊翻邊說：“就這段歷史，媽媽你看，那時候日本人對中國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對不起。”王梓摸著他的頭說：“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國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國探親時，王宏偉會囑咐兩個兒子盡量說中文，讓孩子盡量表現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說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會會老友，也很少出門，就把自己關在家里待著，“我媽做了好吃的我就吃”。

　　【低頭思故鄉】

　　孩子們背的第一首“漢詩”

　　就是李白的《靜夜思》

　　故鄉，對于這些取得日本國籍的中國新娘而言，有著更為復雜的體驗。王梓還記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國時，滿懷激動地撲下飛機，“以為全國人民都張開懷抱擁抱我這個海外游子的歸來”，可海關的小伙子臉色卻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翻看著她的護照說：“日本人，那邊排隊去。”

　　在支援會教孩子們學習中文時，孩子們背的第一首“漢詩”（中國古詩在日本統稱為漢詩）就是李白的《靜夜思》。前年中秋節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賞月時，王梓的女兒突然用中文緩緩地說出一句“低頭思故鄉”，沒有說其他三句，只說了這一句。那一刻，王梓覺得，11歲的女兒似乎理解了自己作為一個異鄉人的感受，頓時熱淚盈眶。

　　王宏偉想教孩子們用中文背誦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戶曉的杜甫名詩《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這個太悲了，還是先放一放吧。”

　　事實+

　　中日跨國婚姻特點：大量離婚

　　“大量結婚，大量離婚”是近些年中日跨國婚姻的一大特點，這個現象越來越引起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據介紹，中日國際婚姻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真正通過談戀愛而結為夫妻的；第二類是通過一些婚姻介紹所而達成的婚姻，而婚介所包括日本的婚介和中國的婚介；第三類是打著國際婚姻的旗號、為出國而進行的“假結婚”。

　　通過婚介所介紹的中日婚姻，其實存在不少問題。隨著日本女性獨立意識的增強，經濟獨立的她們發現不結婚比結婚更自由、更快樂，所以不愿意結婚的女性越來越多。基于日本人的這種客觀需求，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亞洲國家都出現了專門提供日本婚介服務的國際婚介所。這些婚姻介紹所，往往隱瞞日本男方的真實情況，想盡辦法將女方介紹到日本。記者了解到，婚介所每成功介紹一位中國姑娘嫁到日本，可以向男方收取350萬到500萬日元的介紹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婚介的婚姻其實已經將婚姻帶上了商品化色彩。一些日本人認為中國妻子是自己花了很多錢“買”回來的，于是就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讓妻子白天為自己家里干活，晚上伺候他。

　　日本地方政府對跨國婚姻幾乎是沒有審查，凡是提交申請材料的，都給予登記。但是，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則對跨國婚姻里面外國人的入境簽證或者更換在留資格的簽證進行嚴格的審查。對于申請“配偶者簽證”的人，在填表中必須寫明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見面的，證明人是誰，兩個人的戀情是怎樣發展的，何時舉辦的婚禮，兩個人共同生活的照片等。如果是進入日本以后和日本人結婚的，入國管理局官員還會讓申請者提出兩個人共同生活所花費的水費、電費、煤氣費的收據，有時會到家中來進行調查，甚至探頭探腦看看衣服柜中有沒有新娘的衣服，詢問一下周圍的鄰居是否看見過這位外國人新娘。（騰訊新聞綜合新華網、中國網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