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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天桥艺人:“魁德社”

2015-05-27
来源:北京晚报 

 就着一碗粥,吃了两个菜包子,就算一顿简单的午饭,63岁的于小章擦一把脸,整一整中式对襟大褂,把小屋的门打开,中气十足地冲着门前经过的三轮车喊:“想了解老北京文化的客人,进来听段天桥世家的曲艺节目,保准您听了还想听……”很少有三轮车停下,于小章满面的笑容却丝毫未变。

每天下午,北京最小的曲艺社“魁德社”开门迎客。这是前门附近的一条名为延寿街的小胡同,“魁德社”就开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时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是天桥一带有名的曲艺茶楼,主人正是于小章的爷爷于德魁,曲艺界的“十老”之一。如今,“魁德社”历经三代,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

对着满墙的老照片,听一段地道的大三弦,品一品原汁原味的京韵,百年沧桑似乎只在弹指一挥间。“要说我们这祖孙三代,风光的时候享过福,吃的亏也多着呢,这不,全都过来喽……”拖着长长的京腔尾音,老爷子的故事开讲了。

1 爷爷不好意思向周总理要退休工资

现如今,于小章的“魁德社”只有他一个人,一张窄桌就是舞台,两边是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座位,一次最多容纳五六名客人。舞台一角放着演出所用的全部“家伙什儿”,几把三弦、两套牛骨做成的“哈拉巴”和几副快板。

没有客人的时候,屋里有点冷清,于小章喜欢端详墙上的老照片,沉浸在往事里。“要说我爷爷清朝末年开在天桥的魁德楼,那可体面多了,两层楼,几十个徒弟,光是各种乐器就挂了满墙。”虽然是听父亲讲的,老人说起来眉飞色舞,好像亲眼所见。

墙上有一张曲艺名人的“全家福”,汇聚了解放前的曲艺界大腕,于德魁白须飘飘,坐在前排,旁边坐着刘宝全、谢芮芝,年轻的侯宝林和连阔如站在后排。于德魁人称“于三爷”,在曲艺十老中排行第三,以“全活”得名。三弦、大鼓、京胡、二胡、快板、相声全都叫得响。

“都说天桥艺人地位低,可是好些王公贵族都很看重他们。魁德社名气大,三天两头进王府、贝勒府唱堂会,有回一位贝勒爷点名要我爷爷唱,偏巧我爷爷中午吃了碗过凉水的炸酱面,嗓子倒了,钱没挣到,更重要的是损了名誉,我爷爷后悔好几天。”那时,清朝气数已尽,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却越发沉浸在京剧、曲艺中,喜欢结交名伶,艺人云集的天桥正逢盛世。

风光一时的于德魁和紫禁城里的皇族也有交往。他的一个徒弟少年成名,娶的正是宫里的“三格格”。这位格格为了爱情搬出宫外,和于家一起住在西华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像百姓家的媳妇一样生炉子。有时候过日子手头紧,还要变卖一点从宫里带出来的小盘小碗,“卖一个就够老百姓吃一年的。”于家的孩子看在眼里,充满羡慕,于德魁却告诉孩子们不要眼红,“人还得凭本事吃饭。”

于德魁61岁那年,解放了。1950年,他和曲艺界的名人一起进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事我爷爷唠叨了不知道多少回,夸总理真是好口才,说是简单说两句,一口气说了俩钟头。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岁数大了,国家得给你们发退休工资呀,想要多少,自己报个数。有人说三十,有人说五十,我爷爷没报,因为不好意思向总理要,他的徒弟马福禄是京剧名丑,很有钱,能供养他。”

1961年,83岁的于德魁去世,葬于八宝山公墓,北京曲协为老人备了一副好寿材,风光发送了。“少年成名,寿终正寝,老爷子一辈子真是顺风顺水,一点罪没受。”于小章感慨。

2 父亲拉小提琴给周璇伴奏

“魁德社”的第二代传人,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是天桥艺人中的“新派”和“洋派”。墙上的旧照片中,眉清目秀的于少章身穿白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脚上是摩登的浅色皮鞋。令人吃惊的是,他手中的乐器除了三弦,还有小提琴,这样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天桥艺人已经大相径庭。

“我父亲从小在魁德社跟着爷爷学艺,出了名的聪明,人称天桥小神童,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的时候就能拉胡琴赚钱了。”于少章最出名的还是三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京的三大名弦之一,几乎为所有的名家伴奏过,是“八角鼓大王”荣剑尘多年的搭档,两人弹奏珠联璧合。

至于父亲的那把小提琴,于小章并不清楚确切的来历,“据说是一位贵人相送,德国产的,我父亲一直很珍惜,后来我哥哥生病,父亲不得已卖了换钱。那时候见过小提琴的人都不多,更别提会拉,我父亲找不到师傅,仗着三弦的基础,自己无师自通,靠慢慢琢磨拉出了调子。”

上世纪30年代的前门劝业场,一楼的俱乐部和跳舞厅星光璀璨,蝴蝶、周璇这样的大明星经常会来这里演唱,西装革履的于少章正是拉着这把小提琴为周璇伴奏,曲目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捧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一时风光无限。

此时北京年轻一辈的很多艺人已经离开天桥,来到前门、西单这些新的娱乐中心,于少章不但是著名艺人,还是前门劝业场的经理,在这里他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妻子。

“我父亲在劝业场一楼的俱乐部表演,我母亲在二楼的画室学工笔画,师从宋吉祥,给慈禧画过像,也是溥仪的老师,两个人在劝业场见过几面就认识了,才发现互相住的也不远,交往了一段之后,两家就提了亲,也算是自由恋爱。”老照片中有新婚的于少章夫妇,并肩站在古旧的窗棂前,服装发型都很时髦,风华正茂,一副摩登青年的模样。

3 一家人离开北京到河南洛阳安家

新中国成立后,老北京的艺人们都进了单位,找到了组织,然而于少章找工作却并不顺利。“先是去了中国说唱团,可是这个团一年后就解散了,朋友把我父亲推荐到中国广播说唱团,这个团名气大,人也多,光是弹三弦的就七八个,我父亲想,他要是去了不是抢别人饭碗吗?天桥艺人讲究这个义气,就没去,最后去的是铁路四局的文工团。”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最终让于家从此背井离乡,这是后话。

当时铁路系统在全国各地建文工团,于少章不久被派到了武汉。在于小章的记忆里,他童年时代很难见到爸爸,偶尔回家探亲,也是匆匆离开,曾经英俊潇洒的父亲面容憔悴。家人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于少章白天上台演出,晚上要写交代材料,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交往过国民党官员,他被调查历史。最后对他的处罚是停止演出,到铁路段劳动改造一年,曾经弹三弦、拉提琴的手修起了铁路。

劳动改造结束后,于少章回到文工团,他对艺术仍不死心,琢磨着老曲艺写出时代新内容。根据二七大罢工的故事,他写了新段子《林祥谦》,由他和自己的徒弟双人对唱,没想到这个节目一下子火了,演遍全国。

“当时铁路文工团想要我父亲,可以留在北京,但是人家没要他的徒弟,这个徒弟和我家是世交,是老一辈郑重托付给我父亲的,他守着这个承诺,觉得不能扔下徒弟一个人,就拒绝了铁路文工团,带着徒弟到了河南的文工团。”当时,国家要求家属要随职工走,于是,于小章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离开北京,到了父亲所在的洛阳,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于少章仍在被挖历史问题,不断挨批写材料,可是有一段日子,于小章看到父亲特别高兴,原来是他的老搭档“八角鼓大王”荣剑尘要录唱片,唱八个大本子,点名让他伴奏三弦。两人曾经合作多年,堪称知音,荣剑尘公开说过“万幸遇见于少章”。于是,两人重新相聚,忘却烦恼,陶醉在艺术中。

八个大本子还没录完,1958年荣剑尘受到反右冲击,登台即遭观众起哄离场,他万念俱灰,把录好的5张唱片放到一个大盆里,付之一炬,随后上吊自杀,珠联璧合的绝唱从此消失在世间。

几年后“文革”爆发,于少章从文工团被下放到洛阳铁路建筑段,一代三弦名家成了搬砖盖房的泥瓦匠,十多年一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77年因胃癌病逝于洛阳,两年后平反。

4 于小章跑了10年码头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天桥艺人的祖传看家本事到了第三代传人于小章手里,却成了他偷懒逃避劳动的办法,这肯定是他的爷爷和爸爸当初始料未及的。

“70年代,我是下乡知青,在洛阳郊区插队,我从小身体不好,干不动体力活,拼了命干也是最后一个。就是那时候挑水上山把腰累坏了,落下了一辈子的毛病。当时就整天琢磨怎么才能不下地干活,后来毛遂自荐跑到宣传队,说了一段快板和相声,人家就把我留下了。”

“文革”结束回城后,于小章到了洛阳建筑公司,干的还是体力活,他如法炮制,经常参加区里的宣传演出逃避劳动,慢慢在河南也演出了一点名气。可是,甭管怎么出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工人,甚至没有正式编制,当时叫作“大集体”,其实就是编外人员,被单位和身份束缚着,于小章一直很苦恼。

“直到改革开放,一下子把我解放了,到现在我都感谢邓小平。”说到这段,于小章两眼放光,因为讲到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候,“我辞职脱离了单位,开始走穴,这一走就是10年,几乎把全国都跑遍了。走穴搁在过去就是‘跑码头’,说到底,我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没有固定的剧团,于小章的办法是跑到剧场后台,给人表演一段曲艺,剧团的人看见他有本事,就给他加个节目,于是他就跟着剧团跑。“长的一两个月,短的10天8天,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团,跑了多少个地方,我只知道,河南所有的小县城都走遍了,后来又演到外省,演到全国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刚从样板戏的年代走出来,这种民间剧团特别受欢迎,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大门都快挤破了。“我一个晚上演两场,一场挣30元,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我一个月能挣将近2000元,一下子就富了。”照片记录下他的全盛时代,简陋的舞台上一群女演员在演唱,旁边伴奏的于小章似乎是有意模仿父亲,他穿着一样的白色西服和浅色皮鞋,悠然弹着三弦。

让于小章至今后悔的是,那时穷人乍富,竟然忘了节俭的祖训,变得挥霍浪费。“钱来得容易,花得也痛快,我媳妇也不工作了,全家也不做饭了,天天带着孩子下馆子,出去旅游,挣那么多钱都吃光花净了,一点没攒下来。”

到90年代中,娱乐形式花样翻新,民间剧团大家慢慢看烦了,原来场场满座后来上座不到五成了。为了吸引观众,于小章把三弦换成了吉他,把八角鼓换成了架子鼓,甚至唱起了流行歌曲,可“跑码头”的生意终于还是做不下去了。这时候,于小章发现自己手头毫无积蓄,连吃饭都困难了。

5 回到北京办起“一个人的小剧场”

1989年,于小章跑码头的生涯彻底结束,一家人断了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有半年借钱度日,为了谋生,他还卖过风筝。“小时候学过做沙燕风筝,我想河南人可能没玩过这个,我就满大街捡竹帘子,在家里做了一个冬天,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累得灯泡把胳膊烤焦了一块都不知道,现在还留下了疤。”开春,他把风筝拿到漯河滩上卖,10块钱一个,很快被抢光,挣了1万多元。

1993年,41岁的于小章回到离开了20多年的北京,想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曲艺事业,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个挫折和陷阱。“被人介绍到一个小剧团,说好了一个月工资500元,拿到手200块,都被领导克扣了,就这么忍了一年,剧团还是倒了。后来又到了昌平的一个演出公司,先交了500元,却被关在郊区一个很破的学校受训,饭都吃不饱,最后从荒山野岭跑了出来。”

他像当年的天桥艺人一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卖艺,想凭本事吃饭,拼了命地演,观众看着打赏,走了很多家,最后终于在恭王府落下了脚。那是1996年,北京旅游业的黄金时代,恭王府每天游客盈门。“一天演十几场,一天挣50元,后来涨到了100元,虽然累得不行,但终于还是翻身了,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6年后,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于小章所在的剧团被挤出恭王府,他再次断了生计。

“跑了那么多场子,吃亏受苦生气,最后一想,不如自己干。”2006年,于小章在延寿街租下了这间小平房,重新挂起“魁德社”的旗号,一个人的曲艺社就这样开张了,这一干就是9年,人也过了花甲。

说完了100年的故事,太阳已经偏西,恰逢客人上门,于小章抖擞精神,操起三弦,弹唱起来:“春至河开,绿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儿开,遍地萌芽土内埋……”这段《春景》从皇宫传到民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旺季的时候客人多些,淡季有时候一整天也没人上门,于小章有时候会为一年4万块钱的房租犯难,除此之外,他觉得日子过得挺好。“这是我目前为止最幸福的时光,真的。”如今两口子都拿着退休金,儿子在北京工作,孙子也抱上了,老人知足地笑着。

除了表演,老人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教附近的小学生快板书和绕口令,“放学后就喜欢来我这儿玩,我教过的孩子从小学时来的,现在都有上大学的了,徒弟是收不着了,这老曲子能传多少传多少。”

夕阳的余晖扫过狭窄的胡同,于小章还在门口迎客,在“魁德社”的招牌下,老人的背影有些落寞。曲艺世家,兴衰三代,注定在他这里终结,因为儿子学的是IT,天桥艺人的这些玩意儿,他没教,孩子也不想学。

虽然已经不在天桥,于小章依然认为自己是最后的天桥艺人,不仅仅是保持着卖艺打赏的习俗,还因为他没忘天桥世家恪守的那些祖训,凭本事吃饭,信义、节俭与严守承诺。

 
[责任编辑: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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