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名壺
臺灣高校產生于日治時期。然而1949年后，國民黨政府不斷強化中國高校的傳統文化與治學精神，許多大陸背景的學者情不自禁地構建形形色色的關聯機制，將兩岸高校的血脈打通。臺大與北大、兩個清華、兩個交大、還有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等等，剪不斷理還亂的學脈淵源。作為讀書人，去寶島臺灣一定要走訪大學校園，美麗怡人的風景令人陶醉，青春追夢的浪漫讓人神往，傳統文化之厚重更使人震撼。
臺大與北大
臺大，全稱國立臺灣大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1949年1月在蔣介石授意下，曾經擔任過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被任命為臺大校長。三十年代與胡適等人一同造就北大盛世的這位大學者“直把臺大當北大”，傾力推行“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使之在臺灣島上發揚光大。在傅斯年和其他來自北大學者影響下，民主、科學和思想自由之學風，成為臺大的核心精神價值觀，與之相生相伴的是臺大人發自心底的社會責任感。如同北大在中國大陸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巨大作用一樣，臺大校園也成為臺灣現代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的重要策源地。
由于傅斯年先生對于臺大的特殊貢獻，更由于1950年底他戰死在臺大與敵對份子作斗爭講臺上所展現出的不朽精神，他被認作為臺大永遠的校長。校園里，紀念傅斯年先生的“傅園”、“傅鐘”成為最重要的地標建筑。臺大的北大情結與學脈淵源是一系列北大學者長期耕耘的結果，傅斯年繼任者錢思亮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錢思亮1934年在美獲得博士學位后即受聘于北大，擔任化學系主任；1949年在胡適、傅斯年等“老北大“人物推薦下進入臺大擔任教務長；隨后接替傅斯年任臺大校長。這個位子他一直做到1970年，長達18年的校長生涯給予錢思亮將北大精神深深植根于臺大的機會，也奠定了他在臺大的特殊地位。
當然值得一提的還有胡適先生。盡管他沒有直接任職臺大，但由于他和傅斯年、錢思亮等人的特殊關系，尤其是50年代中期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后，他將臺大作為晚年學術和政治生涯的重要場所，其對臺大文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多數臺大人發自內心地認可與北大的文化傳承關系，甚至有人夸張地說“正宗的北大在臺大”。1993年我首次造訪臺灣時就深深地領教過臺大人的北大情結。印象最深的是臺大也有一塊“三角地”，典型的奇談怪論之角，而臺大人自豪地稱之為“人們傾吐心聲的自由論壇、臺灣現代民主的一片凈土。臺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接待我們時發現團里有幾位北大畢業生，堅持晚上單獨邀請“校友”吃飯，兩地的北大人實實在在地拼了一把酒量，掏心掏肺，過足了癮。
大陸高校在臺復校風潮
臺灣與大陸的政治分割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國民黨政府潰敗前慌忙撤離中，帶走的除了黃金和故宮國寶外，還有形形色色的學術大師。大學的靈魂是大師，擁有大師就在一定意義上擁有大學之基礎。就此而言，蔣先生是智慧的。然而，大師功力的根基在于水土。大師和大學的天然使命是培育人才，而人才的成長需要一種適宜的環境，如同棟梁的長成需要肥沃的泥土一樣。一種由歷史積淀所陶冶出來的學校性格，一種由長期積累形成的文化氛圍，形成一種特殊的氣候，接納人才、吸引人才、教育人才、激勵人才、呵護人才、錘煉人才，最終成就人才。北大、清華等高等學府，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奠定了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其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無可替代。或許鑒于此，當年不少學者冒著風險拒絕游走臺灣，這也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臺灣許多高校堅持在寶島復校的決心。其實1949年國民黨遷至臺灣后，基于政治考慮和對于多數高校學者要求的平衡，政府制定了原則上不允許公立大學在臺復校的決定。但這似乎與許多大學者內心的呼喚有著極大沖突。
國立政治大學（簡稱政大）是臺灣打破復校禁令的突破口。根據政大自我表述，其前身為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團校和中央干部學校。五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對臺統治遭遇到后備人才不足及與當地人文化沖突等一系列挑戰。1954年，臺灣教育部提出，“國家”進入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需要培養一大批能夠高質量服務于政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公務員。鑒于政治大學在歷史上國家大亂中，每能表現出疾風勁草之特有精神，希望作為特例允許政治大學在臺北復校。在運作該事宜過程中，有關人士特別回溯歷史說明蔣介石作為政大首屆校長的特殊地位與作用。
由于國民黨在大陸徹底潰敗，與之密切相關的政治大學以及關聯教育機構在大陸完全消失。與此同時，一座源自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政府經濟管理人才教育機構 - 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拔地而起。盡管她與“政大”毫無學脈淵源，卻有著密切的歷史對應性。而這個特點被好事者發現并關聯在一起。1993年我們訪問政大時，學校專門請回來任職臺灣“團中央主席”的校友李鐘桂擔任主持。她在介紹中強調說明“政大與臺大”的關系好比大陸“人大與北大”；政大校友對臺灣政府影響很大，主要體現為校友在政府服務的人數多，特別是大量校友在政府中層把握實權，以“實干、政策性強”而聞名臺灣政界。
當“政大”在臺北完成復校大業后，臺灣教育界的思舊情懷便一發不可收拾。1956年開始恢復清華大學，取名國立清華大學，校址選在臺灣省新竹市。據參與復校者回憶，盡管說是恢復清華，實際上除了校長“梅貽琦”來自北京清華園外，其它的一切幾乎都是新建的。然而，梅貽琦在復校建設中特別強調了位于新竹的清華大學與位于北京的清華大學的深厚淵源，特別設計了一個北京清華二校門的等比例縮小復制品，象征兩校之間的一脈相承。
臺灣大學清華一直強調其校史可以追溯至1909年以庚子賠款為基金成立于北京清華園的游美學務處，特別是“中華民國”成立后的民國元年（1912年）學校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被臺灣新竹清華原封不動地沿用。如同臺大強調自己更正宗一樣，新竹清華亦宣稱北京清華由于后來的政治運動一度失去其原本的風格，而自己更能代表傳統的清華。
1958年，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緊隨國立清華大學的步伐，在新竹市正式復校；同時政府利用兩所高校的人才優勢，建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形成了一個教學、研究、實驗、生產一體化的新型科技園區，為臺灣經濟崛起做出重要貢獻。與新竹清華大學的做法相似，交通大學復校中也特別強調與上海交通大學的歷史淵源，將學校的歷史追溯到1896年，即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高等學府。
臺灣恢復原大陸高校風潮中，具有影響力的高等學府還有中央大學。學校自稱其前身是1915年建于南京的中央大學，并強調中國歷史上素有「北北大、南中大」的說法，以證明學校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性。中央大學簡稱“中大”，這與大陸“中大”代表中山大學的情況不同。其實臺灣也有一所大學叫做中山大學，只不過其地位和影響力要差些。中央大學始建于1962年，選址在桃園國際機場附近的中壢雙連坡，占地廣達62公頃。由于地域寬闊的優勢，中大校園依擬井田棋盤的布局概念，中心是著名的中正圖書館，校園綠草如茵，蒼松林立，風景優雅，素有“中央公園”之稱。中大校園被外界稱為“最熱門偶像劇校園取景地”，已是數十部影視劇片的拍攝場景。中央大學在大陸沒有同名的對應體。1949年后由于國民黨潰敗中央大學作為一所高校在大陸消失，南京大學繼承了其校址、設施、教師和員工。
兩岸高校學脈傳承的意義
一所優秀大學，需要長時間在人才、經驗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積累，更需要被社會接受、認可。臺灣幾乎所有的一流大學，在發展中都借力“復校”或尋找在大陸的對應物等手段，形成其在文化、管理理念和精神層面的核心內容。如果說特例，位于臺灣南部的國立成功大學算是代表。“成大”也有厚重的歷史，前身是日治時期(1931年)創立于臺南市現址的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其它的臺灣著名高校還有70年代以后創立的臺灣國立科技大學（簡稱臺科大或科大）和國立陽明大學（簡稱陽大或陽明）。前者適應于現代信息技術、電子工程和工業設計等應用型技術學科發展要求而建立，后者是臺灣知名高校中唯一一所側重于醫學的學校。
與公立大學情況不同，私立大學自由度相對要高。1949年國民黨遷臺后，東吳大學校友即倡議復校，1951年在臺北設立東吳大學補習學校，1954年正式恢復東吳大學法學院，1957年在外雙溪購得大片土地，依山建設風光秀麗的校園，使之成為臺灣最具魅力的大學之一。與東吳大學類似的還有臺灣輔仁大學。它們與遠走香港的嶺南大學等一同傳承了中國教會大學的香火。
研究臺灣知名高校在其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借力大陸百年學府的歷史積淀與文化傳承之現象，十分有趣，也非常有益。盡管大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等高校很難接受正宗的學府在臺灣之說法，但似乎并不反感臺灣高校認祖歸宗發揚光大母校傳統的做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高等教育曾走過彎路，特別是50年代初批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1957年整風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達到頂峰。在此過程中，臺灣高校深深感受到在寶島恢復大陸名牌高校的重大意義，并驕傲地“獨享”捍衛北大清華文化傳統和精神的歷史責任。
臺灣與大陸，歷史造成的國家分割是不幸；然而由于歷史對立造成的競爭、比賽心理客觀上促進了兩岸知名大學的進步與發展。我們毋需過多地從消極層面看待一所高校分為兩地造成的混亂甚至對立，而應該認識雙方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共同尊重母校文化傳統和校風的進步意義，利用所形成的合力推動兩岸教育體制交流與進步，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