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11日電 (記者 劉育英)一方面是用戶對運營商寬帶降費方案的不滿，另一方是電信運營商面對投資回報的沉重壓力，中國正在進行中的寬帶“提速降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簡單，也牽扯到電信業可持續發展的命題。近日，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接受記者專訪時提出，斷崖式降費并不可取，漸進式資費優化才可行。

　　電信運營商面臨3G和4G投資無法收回

　　電信行業具有高投入、低回報的特點，回報周期非常長。目前，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在3G、4G上的投資面臨難以收回的窘境。

　　2009年1月，中國發放3G牌照，啟動3G投資。據統計，三大電信運營商大致各投資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建成了目前3G網絡的水平。

　　按照電信行業規律，一張電信網絡的回收期大概是7至8年。至目前，3G網絡建設剛剛6年，還沒收回投資。2013年12月，中國發放4G牌照。對于2000億元的3G投資，運營商在10年內每年將提出200億元折舊，沖抵了利潤。

　　截至目前，中國移動已建成70多萬個基站，投資已達到2000億元。中國電信至今也投了四、五百億元。

　　以上投資距離盈利仍有數年時間，但讓人應接不暇的是，包括華為、中興在內的網絡設備商已經啟動了5G研發，并預期2020年可實施商用。假如中國2023年發放5G牌照，又將面臨4G投資剛剛盈利又要投資5G的困境。

　　根據國務院提速降費方案，到2017年，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將投資1.1萬億元進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巨大。

　　與此同時，電信業務資費多年來持續下降，增量不增收已經成為常態。2014年，運營商推出4G服務，綜合資費比3G低30%。

　　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利潤逐步走低，2014年，中國電信利潤177億元，增長不到1%。2015年一季度，三大電信運營商罕見出現利潤集體下降。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用戶規模的不斷擴大，運營商提供各項服務的成本的才會降低，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資費水平自然會穩步下降，這才符合市場規律。如果讓運營商斷崖式降價，只會導致運營商失去造血能力，無力為網絡擴容和升級，無法為用戶提供正常服務。”史煒表示。

　　史煒表示，電信運營商3G投資對中國通信產業鏈的建設功不可沒，拉動了華為、中興等設備企業、國產手機企業、信息服務業的崛起，同時也拉動了工程建設、就業，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但毋庸諱言的是，運營商的確面臨困境，比探討資費究竟高不高更重要的是，在移動互聯網襲來的新常態下，運營商能否通過向智能管道轉型，找到新的發展路徑。

　　普遍服務模式應變：增加政府采購

　　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近幾年中國在國際電信聯盟信息通信技術使用和普及水平綜合指數上的排名，基本處于全球第80名左右。

　　而造成網速慢、網速貴的主因，據工信部負責人分析認為，主要是市場供給不足。此外，運營商在部分小區、公共場所遇到天價“進場費”，也制約了現有銅纜網絡向光纖網絡的升級。

　　2014年，中國出臺“寬帶中國”國家戰略，明確了寬帶的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定位，寬帶成為國家戰略性資源，需要提前部署。

　　同時，寬帶建設需成本投入，由于寬帶網絡建設具有耗費成本大、周期長、收益小等特點，單靠企業自主發展顯然不能適應國家寬帶建設需要。

　　2004年起，工信部實施村通工程。迄今，在通電話方面，累計投資400億元，全國通電話行政村比例從88%提高到100%。在“鄉鄉通寬帶”方面，寬帶網絡建設累計直接投資逾300億元，共計完成3000余個鄉鎮和14萬多個行政村的寬帶網絡建設，全國通寬帶鄉鎮和行政村的比例從90%、70%分別躍升至現在的100%和91%。

　　這些投資，基本上都是由電信運營商自己籌集資金進行投資。而政府每年的村通工程普遍服務專項基金僅為4億元，遠遠不能彌補運營商的成本。

　　據統計，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限，偏遠農村地區的通信業務量很少，電話零次戶比例高達10%-20%，通信收入根本無法補償運營維護成本。

　　所謂“普遍服務”，指對任何人都要提供無地域、質量、資費歧視且能夠負擔得起的電信業務。由于回報率低，所以高成本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十分落后。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各國政府都推出了一定措施解決局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問題。

　　全球網速最快的國家---韓國2004年制定了“綠色IT國家戰略”計劃，并累計由政府投資寬帶基礎設施建設700億美元。美國政府2010年出臺了《國家寬帶計劃》，并設立了72億美元寬帶扶持基金，創立了年度預算高達45億美元的新的“連接美國基金”(CAF)，以補貼在人口稀少地區建設并運營高速互聯網。

　　“比如在美國，運營商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在提供普遍服務的時候，所有普遍服務的業務由運營商建設投資，政府買單”，史煒建議，中國也應該改變現有的普遍基金模式，加大政府采購服務的力度，促進電信運營商提供覆蓋面更廣的服務。

　　史煒表示，隨著信息化應用的發展，當年電信運營商在農村和偏遠山區鋪設的網絡設施已經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農村地區新興產業的發展，今后，政府應采取更加可持續的方式，推動農村信息基礎設施的普及與提高。

　　互聯網公司應為普遍服務做貢獻

　　由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帶動了互聯網應用公司的發展，甚至信息服務市場的模式也發生巨大改變，從過去以運營商為中心變為以提供增值服務的互聯網為中心，運營商幾乎淪為“管道”。此前，互聯網公司提出網費高，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根據年報數據，2014年騰訊公司網絡成本(帶寬及服務器托管費)僅占總成本的7.7%、占經營收入的5.4%，百度公司此兩項指標分別為7.9%和5.8%，樂視公司分別為4.2%和3.6%；而同期運營商網絡投資占收比達34.6%，網絡成本占總成本比更是高達65%(中國電信為例)。

　　從收入規模來看，運營商遠高于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三大互聯網公司，但BAT營業收入同比增幅要遠高于運營商。據工信部數據，2014年中國通信業增速約為12.3%，其中基礎電信運營商增長3.6%(營改增還原后)，增值電信(互聯網)企業增長36%。

　　史煒表示，互聯網企業支付了低額的網絡占用費，卻耗用了龐大的網絡資源。因此，互聯網企業與電信運營商沒有形成互利共生關系，這種關系導致兩者網絡投入和收益不均衡，造成了運營商網絡建設及維護的沉重負擔，造成全球大部分國家寬帶網絡建設不能滿足互聯網企業應用需求劇增的困境。如不能有效改善，長期必將降低電信運營商的網絡投資。

　　史煒建議，面臨4G和光纖寬帶建設的高額投入，運營商已經力不從心，在國家政策支持和網絡建設資金無法到位的情況下，向高額利潤的互聯網企業適當收費來緩解網絡投資資金的巨大缺口、加快基礎網絡建設成為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