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城墙大部分为

　　明初戴鼎所筑

　　专家们初步判断这17段古城墙大部分都修筑于640余年前明初时期，而它的建造者，是明代卫指挥使戴鼎。

　　史料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初，大明皇帝朱元璋出兵讨伐四川，一路由征虏前将军傅有德领步骑从秦陇入川，一路派征西将军汤和率水师攻重庆。

　　当年六月，汤和水师越险穿峡，兵临城下，大夏王朝四面楚歌，见大势已去，只好奉表投降。

　　公元1371年夏，卫指挥使戴鼎大兴土木，垒石筑城。出身武夫然颇有心计的戴鼎，笃信道家，讲求风水，取的是“九宫八卦”之象，追求阴阳相谐。按照中国风水理论，只有阴阳调和、气运皆通，才会形成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世界。

　　由此，重庆古城便有了“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

　　清乾隆《巴县志》则这样记载着：“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通远门、临江门、千厮门为九开门。翠微门、金汤门、人和门、凤凰门、太安门、定远门、洪崖门、西水门为八闭门。”

　　徐晓渝说，明城墙完全是石头结构，“因旧址砌城”，局部有所扩大。今天人们所见到的重庆古城墙和城门遗址，基本上与清乾隆《巴县志》的记载相吻合。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你可能天天都从渝中区的临江门经过，可你知道临江路你曾经倚坐休憩的堡坎，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吗？渝中区文管所所长徐晓渝说，这段鲜有人留意的石墙，其实就是重庆母城城墙的一部分。

　　与临江门古城墙身份同时得到确认的，还包括另外16段散落在渝中区堡坎、路基、房基下的古城墙。徐晓渝说，经过近年来的调查、史料对比以及专家论证，至少经历了640余年风雨历程的3167.6米重庆母城城墙，留存至今。

　　昨天，《重庆母城“九开八闭”城门城墙现状调查报告》公布，17段残存古城墙的具体位置从老地图中跳跃而出，一一打破经年的沉寂出现在我们身边。

　　找到17段古城墙

　　寻访古城墙的路，是渝中区“重庆母城‘九开八闭’城门城墙调查组”的十余位成员，在半年里沿着两江用脚步一一探寻出来的。

　　徐晓渝说，重庆现存老城墙以明初所筑为主，在640余年风雨历程中，经过战乱及历年城市建设，一部分已被完全损毁，另一部分则封存于堡坎、墙基、房屋基础内。

　　“残存城墙所处的位置往往比较隐秘，让它们摆脱了人们的注意，正因为这样，也帮助它们逃过了历史车轮的碾压。”徐晓渝说，重庆大大小小的堡坎无数，如何将近现代的堡坎与古城墙区别开来，需要具备良好的古建筑专业知识。

　　野外踏勘只是探寻工作的一部分，古城墙的身份认证还有着大量的文献史料、人物访谈作为佐证。同时，寻访到的古城墙，还通过了市内规划、文物、建筑及美术专家的一致论证。

　　文物工作者们的艰辛探寻最终揭开了17段残存城墙的面纱，它们被逐一记录在案。

　　残存古城墙伤病满身

　　徐晓渝说，根据史料记载，重庆母城原城墙周长为8860余米。经过逐一测量后，现在人们仍可看到的残存城墙遗址总长一共有3167.6米，其中约有600米封存在房基或者堡坎内。

　　这些古城墙的现状如何呢？徐晓渝说，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城墙破损情况严重，主要为自然风化、微生物侵蚀和城市建设及管理等多种因素造成墙基坍塌、墙体污损或被道路、建筑掩埋。

　　徐晓渝说，大部分城墙墙基筑在沿江一带的陡崖、悬壁、斜坡处，而城墙质地主要以砂岩砌筑的条石为主，长年受气候影响、酸雨侵蚀，使砂岩表体形成粉砂颗粒，起鼓、剥落，对墙体产生较大影响。

　　其次，历朝历代城市建设将部分城墙挤压在墙基、房基、水泥堡坎内。而城市垃圾倾倒、污水冲刷也加剧了城墙损毁。

　　同时，在重庆湿热环境条件下，城墙条石内部的基岩刻槽剖面成为生物活动强烈的场所，尤其是植物树根及杂草，对墙体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因为环境潮湿，苔藓类植物附在城墙条石表面生长，对墙体自然风化也起了加速作用。

　　可建遗址公园

　　渝中区请来了包括规划、建筑、文物、美术等方面的相关专家，对17段残存的古城墙保护建言献策。专家们认为，渝中是重庆母城，留存众多文化遗产，其中“九开八闭”城门城墙是渝中众多古迹中的杰出代表，是巴渝文化、母城文化的重要载体。

　　徐晓渝说，在座谈会上，专家们建议，应彰显“重庆母城”理念，保护古城墙遗址，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开展保护工作。

　　同时，专家们还建议，将城墙遗址整体逐步申报为文保单位，并突出重点进行保护。将保护下来的老城墙作为旅游产品开发，按现有条件，可建设遗址公园、观景平台、园林小品等。

　　此外，城墙遗址的保护还应突出城墙的“险峻”，引入建筑学、美学的概念来保护老城墙，让它们更能充分展示其原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