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記者｜楊 江
K線圖，不懂！
溢價率，不懂！
報表，不懂！
41歲的農婦曉蘭站在悶熱潮濕的西瓜棚內，對記者提出的這幾個股市“術語”一頭霧水，連連搖頭，再細問，她說K線圖大概就是漲跌的走勢，但還能從K線圖中看出別的什么門道來，她不懂，至于“溢價率”、“報表”，她連聽都沒聽說過。可就這樣一個幾乎對股市一問三不知的職業農民，卻在今年4月底成為了一個新股民。
曉蘭祖祖輩輩生活在江蘇鹽城某市的海邊，包產到戶時承包了十幾畝地，這幾年為了種植大棚西瓜，又在臨近的一個農場內承包了40多畝地。比起股市來，曉蘭顯然對農耕更為熟稔，捧起一個西瓜就能說道半天。
常年的海風吹打加上農耕時的日照，曉蘭的皮膚黝黑干枯，“老太婆了！農村人講究不起來！”她自嘲。
“怎么想到炒股的？”記者問？“瞎玩玩的！”曉蘭擺擺手，“夢（當地口音，意有”懊惱“）！一個星期就虧掉了幾千塊，早曉得不玩了！”因為與記者相識多年，曉蘭才愿意談談她炒股的那些事。
“要被村里人笑話。”在她看來，農民炒股多少有點不務正業的味道。
閑錢愁出路
要說農民炒股，其實已經不是新聞了，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浙江東陽南馬鎮泉府村就已成“炒股村”。當時，600多戶村民中有100多戶在炒股。但泉府村成為“炒股村”是有一定的特殊背景的，作為民營經濟起步較早也較為發達的浙江地區，不少農民較早告別了土地耕作，置身市場，經濟上得到解放，也就有了在股市沖浪的膽量與實力，但泉府村成為“炒股村”在浙江一些地區可能具有代表性，但在全國農村并不多見。
近幾年來，農民手上的閑余資金確實是多了，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農民手上閑余的資金還不少，因此，農民朋友參與原本城市人“專屬”的理財與投資的熱情也高了。但受制于房地產限購政策與動輒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的房款壓力，農民基本被排除在房產投資的門外，農民的閑錢這些年較多存在銀行“吃利息”，也有些冒險投入到利息與風險更高的民間借貸。
理財，對農村市場而言，即便現在也還是一個盲區，不過，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手機應用技術的發展，為農民在家門口炒股、購買基金等理財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農婦炒股記
有閑余的資金、有理財的沖動、有技術的支持，再加上有市場的利好誘惑—今年5月底以前股市一路高歌，使得新時代的“炒股村”開始出現。這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陜西興平市馬嵬鎮南留村。據村支部書記南棟梁介紹，全村830戶、4300多人，不少村民開戶炒股，目前股民超過100人，年齡最大的60多歲，最小的27歲，有的村民投入20萬元，聽說還有人投60萬元、100萬元。南留村似乎炒股成風，南棟梁家儼然成了一個農村證券所，交易時間圍滿了炒股的村民，盯著那臺紅紅綠綠的49英寸電視屏幕。
不過，放眼全國，這樣的“炒股村”仍然不具有普遍性，農民在股民結構中的比例還很小，農民炒股總體上也還是零散的，資金規模的主體也是小打小鬧。
瓜農曉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曉蘭所在的村子是江蘇鹽城沿海地區較為典型的一個退化中的村莊。之所以說“退化”，是因為村里的青壯年在近十年中流失嚴重，年輕人或通過考學就業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定居，或在大城市務工，還有一些人積攢一定資金后到縣城投資做小本生意，留在村里的大多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就連10歲以下的兒童比例都在減少，“家長們都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到縣城好的學校了。”曉蘭介紹。
種地的人少了，土地自然也就流轉到了曉蘭這樣愿意繼續在農村耕作的青壯年手中，這對曉蘭是一個從土地掘取更多財富的機會。上世紀90年代初，曉蘭初中畢業后去浙江打工，也就是當時出現“炒股村”的東陽，因為較早接觸過市場，曉蘭的思想在村里較為先進，什么都敢嘗試。如果不種植經濟作物，一畝地年均凈收入只有約兩千元，曉蘭較早地在村里嘗試大棚種植，大棚西瓜、萵筍、青椒……她都嘗試過，遇上行情好，十幾畝地一年的凈收入有十多萬元。
有了錢，曉蘭開始給錢找出路，她先是在靠近縣城新城區的一個村子購置了一塊宅基地，花了三十多萬元蓋了一棟三層高的農家別墅，等著拆遷。曉蘭對拆遷充滿期待，她盤算過，縣城擴張迅速，“沒幾年就輪到我這邊了，賠多少錢我不知道，但是分幾套房子肯定的！”
曉蘭育有兩個女兒，有了錢，她還想讓女兒有更好的教育條件，于是花了幾萬元將中考失利的女兒送進了更好的高中。
對江浙一帶的農村家庭而言，如果沒有遇到重大疾病或者有子女上大學，經濟的負擔其實并不明顯。曉蘭夫婦承包了40多畝地種植大棚西瓜后，收入更是增加。但是耕作畢竟是靠天吃飯，就像今年，因為連綿的雨天，蘇南、上海一帶西瓜銷售不暢，瓜價也是一落千丈，連能不能賣掉都成了問題。曉蘭的瓜地里還有幾萬斤西瓜等著瓜販子來，但遲遲不見瓜販子，即便來了，價格壓得也很低，曉蘭舍不得賣。
“種田這個苦吃不下去了。”這是曉蘭后來動心炒股的一個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股市如果行情好，來錢非常快！
“我在地里忙一個季節賺的錢，在股市可能一個月就賺到了。”
傻子都能賺？
怎么樣讓錢能快速生錢，這是曉蘭這樣的農民一輩子苦惱的事，以前，每年收獲的季節，村里都會活躍著信用社、郵政銀行等金融存儲機構的業務員，他們騎著摩托車在各個村莊之間吸收存款，除了利息競爭外，還給農戶贈送洗臉盆、毛巾等小禮品。但是，隨著存款利率的下降，以及物價的上漲，村民們越來越發現錢存在銀行不劃算了。
有些農民選擇了民間放貸，但擊鼓傳花曇花一現，之后便露出猙獰的一幕，在全國農村，放貸收不回，或者由此引發的自殺、傷害等惡性事件屢屢發生。
曉蘭沒敢把錢借給放高利貸的人，但是手上有了錢，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一些壞的習性開始蔓延，村莊里最為典型的就是賭博，除了播種與收割的季節，平時地里只需要間隔一段時間去打農藥、除蟲、除草。再加上現在都是機械化耕作，因此，很多時候農民并沒有城里人想象中的那么忙。農閑尤其是下雨天，賭博儼然成了農民唯一的消遣方式，由此頻頻引發家庭矛盾。1
曉蘭沒敢把錢借給放高利貸的人，但是手上有了錢，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一些壞的習性開始蔓延，村莊里最為典型的就是賭博，除了播種與收割的季節，平時地里只需要間隔一段時間去打農藥、除蟲、除草。再加上現在都是機械化耕作，因此，很多時候農民并沒有城里人想象中的那么忙。農閑尤其是下雨天，賭博儼然成了農民唯一的消遣方式，由此頻頻引發家庭矛盾。
曉蘭家一公里外是就是鎮上的集市，36歲的曉峰開了一家小超市，因為進貨需要，時常出入市區，因此在這個鎮上較早成為股民。那是2008年，股市正在猛沖6000點時，看著大盤每天翻紅，曉峰終于眼紅了，按耐不住內心的沖動，開戶炒股。2008年5月初，曉峰投入了十多萬元，生意也一度無心照顧，每天盯著大盤，冒險心一度被激起，炒過瘋狂的權證，但短短二十多天后，股市遭遇“5·30股災”，在6100多點戛然而止，隨后一瀉千里。
曉峰被套牢了，他和自己身邊幾個同樣遭遇的朋友幡然醒悟，不玩了，“什么都不懂，瞎玩？再說了，股票不是我們農村人玩得起的。”因為家里做生意的緣故，幾萬元的損失雖然讓曉峰挨了老婆的埋怨，但并沒有引發更大的家庭危機。
錢總是要找個出路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后，曉峰又追了三年的彩票，每一期買30元，三年來花了一萬多元，連十塊錢都沒有中幾個！“彩票和股市一樣不透明！”彩票也不玩了，有過這樣的經歷，從去年底開始，不斷有人勸說他重新殺入股市，但曉峰都忍住了，“我不敢碰了，都說基金風險小，但我身邊買基金的人這些年也一直被套牢。”
沒有領略過股市風險的曉蘭卻是另外一個情形，炒股虧損的新聞，曉蘭這幾年從新聞里其實看到過不少，一個在上海定居的鄰居曾告訴她一個案例，一名公務員2010年以220萬元賣掉了上海閔行區的一套住宅，寄住在丈母娘家，房款放進了股市補倉，指望抄底翻盤，再買一套好房子，結果到2014年初剩下了110多萬元。
股市有風險，曉蘭感覺就像虎口奪肉，因此心理本也是有防線的，但2015年初以來，股市節節攀升，7年前沖6000點的那個勢頭又出現了。
投入幾萬元，動動手指頭，一天就能賺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這對曉蘭這樣一直靠耕作本本分分賺錢的農民而言誘惑實在太大。
“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大，必須拉動股市，帶動經濟！”
“這一輪調控和7年前不一樣，滬市要破萬！”
“不需要懂炒股，大形勢下，買什么股都漲，傻子都能賺錢！”
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手機應用技術的發展，農村的社交方式發生改變、社交范圍也得到拓展。曉蘭不斷看到這樣鼓動的信息，一名在城里生活的親戚是一個老股民，游說曉蘭，“她說認識證券公司的人，有內部消息，跟著她做就行了。”
終于在2015年4月的一天，曉蘭在城里親戚的陪同下，去縣城的證券交易所開戶了，當時，她連滬市、深市、創業板什么都沒搞懂。“證券公司的經理讓我填了一堆申請表，我也不懂，按要求簽字就是了。”
曉蘭不懂得如何操作，這并不是問題，證券公司幫她手機上下載了操作軟件，簡單的幾個步驟，對她這樣具備一定文化知識的農民而言，并不難。
曉蘭投入了2萬元，她說小玩玩。“輸了也沒多少，就當老公賭博玩掉了。”
唉，套牢了！
曉蘭顯然口是心非了，嘴上說輸贏無所謂，心里卻很在乎。2萬元，她要辛辛苦苦耕作一個季節呢，再說，她還指望這2萬元去在股市賺更多的錢。新股民曉蘭回到村里后生活方式很快發生微妙的轉變—牌桌上鮮見他們夫妻倆的身影，農忙間隙不忘掏出手機看看自己買的股票漲了沒有，《非誠勿擾》、《老娘舅》這樣一直在睡前追捧的節目也不看了，轉為關注新聞。
“我不懂股票，買什么股票，只能聽證券公司的經理和那個親戚推薦。”曉蘭對一支股票好壞的判斷還來自她從新聞中捕捉的信息，她較為信任金融、科技、醫藥板塊，“那么大的銀行，那么大的國有企業，怎么可能跌？”在她的認識里，石油領域的一次反腐可能都成為她看好一支石油股票的理由。顯然，曉蘭沒有明白股市是怎么一回事，但這在一開始似乎并不重要，因為整個5月，確實各個板塊似乎買什么都會漲。
曉蘭很少去買進賣出，交易頻率非常低，開戶時，股票經紀和親戚推薦的幾支股票，她幾乎沒有變動，因為她一則對操作仍感陌生；二則，她以前對股市留下的印象就是要長線操作，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因為正是西瓜銷售的旺季以及夏收最繁忙的時節，曉蘭每天并沒有太多時間撲入到股市。
曉蘭炒股就像種植莊稼那樣原始，她買幾支股票就像在地里播下了種子，然后看著它自己成長，哪天時機到了再就去收割，收獲好不好，全看天。
漸漸地，村里務農的年輕人知道曉蘭在炒股，他們最喜歡打聽的就是曉蘭到底投入了多少，賺了多少，而父母則總是擔心，提醒她小心血本無歸。對這兩種聲音，曉蘭都回答：“我就是小玩玩，沒什么。”
才半個多月，曉蘭的2萬元就變成了25000多元，她一度想追加投入，但又很矛盾，怕投入多了，萬一虧損；又怕投入少了，錯過賺錢的好機會。
至少現在看來，家庭的另一個計劃挽救了她—丈夫執意要買一部新轎車，而她原本的計劃是買部二手車。這意味著家庭購車計劃將多付出近一半的預算。
在農村，來自身邊的示范效應有很大的影響力，一些村民開始找曉蘭打聽開戶以及炒股的方法。曉蘭說自己啥也不懂，但村民不信，以為這是謙虛。
5月28日，7年前“5·30股災”的一幕上演了。曉蘭驚呆了，打開手機操作系統，看到滿屏的綠色以及縮水的資金，整個人都不好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是曉蘭最為煎熬的一個月。
賺的錢開始縮水，她安慰自己，沒事，還會上來的；
賺的錢吐出去了，她安慰自己，沒事，就當沒賺到；
本金開始縮水，套牢了，她開始糾結，補倉還是割肉？
埋怨開始出現，“我媽罵我壓根就不該炒股，不務正業。”曉蘭發現自己真沒辦法做到自己說的那樣“就當賭輸了！”，她懊惱不懂得見好就收，連本帶利損了1萬元，打電話求助城里親戚，結果對方也套牢了，“我也不好埋怨人家”。
曉蘭去鎮上買東西，曉峰對自己抵住誘惑沒有再炒股有點幸災樂禍，問曉蘭損失多少，曉蘭含糊其辭，曉峰開玩笑：“你沒聽說啊，這一輪調控的不是股市，調控的是人！”在農村，一兩萬元還真可能逼死一個農婦，幸虧曉蘭不是這樣禁不住打擊的人，“不就一兩萬塊錢嘛！”
嘴上逞能，曉蘭確實覺得心里有些堵，“2萬塊，我買車子都可以換高配了。”盡管“央媽”在6月29日新一個交易日前“雙降”“救市”，但持續近一個月的股市暴跌能否真正一挽頹廢，誰都不敢保證。曉蘭的心情是灰暗的，“炒股村”陜西興平市馬嵬鎮南留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農民包括在城里打工的農民工，積累的財富有著極其旺盛的投資欲望，應該說是理財投資一個前景看好的處女地。但這塊處女地的現實卻是農民對股票在內的理財投資常識一無所知，農村也沒有針對性的理財服務。較之城市散戶，農民的抗風險能力更弱，更容易出現不理智的投資行為，在自殺率一直較高的農村，投資失敗后，引發的社會問題可能更為嚴重。而理財營銷人員如果一味追究業績，貿然搶占農村市場，卻不能引導農民理性投資，導致的后果可能是更為嚴重。
曉蘭現在的希望不再是能從股市里賺錢，而是把本盼回來，之所以不是“盤回來”，是因為她實在不懂得如何去挑選與操作股票，也不敢操作，“萬一瞎買，虧得更大呢？”
就像她種植西瓜時寄望于天那樣，她指望股市行情轉好，帶動她的股票，“本金回來了，我就撤出”。
可是無數城市底層炒股者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炒股就像吸毒，心癮難戒。
農民朋友啊，股市水深，不是誰想玩就能玩的！
鏈接：明星忙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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