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朱毛齋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沒有五年、十年的持續奮鬥，難有實質性的進展。低端參與競爭﹑簡單模仿、仿製和抄襲的黃金時代過去了。

　　“我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中國要走向新常態必須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沒有實體經濟就沒有未來;第二句話是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支點，要成為經濟大國，如果不能夠轉變就沒有未來;第三個是要牢牢把握一帶一路所蘊含的巨大商機，中國開始從中國視野轉向全球視野。”在7月4日下午的中國經濟週期高峰論壇分會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用這三句話結束了他的演講。

　　“當前，改革的確進入了深水區，一些重要的改革可能涉及比較重大的利益調整，阻力比較大，因此困難重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期望，到2020年，中國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和任務，為經濟平穩增長增添新動力。

　　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

　　張卓元教授在7月4日上午的演講中從四個方面，闡述了改革的艱巨性。

　　“首先，我認為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緩慢。”他說，前一階段由於地方政府公司化比較嚴重，地方政府之間為追求GDP短期增速的最快化，一個勁的搞粗放擴張，結構趨同，造成了一些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環境嚴重惡化，地方債務負擔很重。現在要轉方式、調結構、去產能，修復生態環境，減少債務，就需要首先轉變地方政府的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主要是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服務環境，着力改善民生，讓老百姓過上越來越好的日子。但是現在還看不清楚地方政府職能的轉換究竟有哪些舉措和取得哪些實質性進展。看樣子政府的改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改革，仍然是今後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國有企業改革進展緩慢，壟斷行業的改革阻力很大。”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對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要逐步放開，但是這方面進展很慢。比如去年中石化拿出油品等銷售板塊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個非常初步的改革，因為還是由中石化控股，但是有關負責人卻指責中石化搶先改革，沒有及時請示報告，對改革表示不滿。

　　“三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和適時推進改革，決定已經作出了一年半多了，至今看不到加快的影子。”一直說要在去年建立起不動產統一登記平台，但是至今也看不到建成的日子。據報紙上記載，現在仍然有90%以上的縣市沒有動作，理由是沒有部門能夠協調這項工作，實際上是在消極抵制和應付這項工作，而沒有這個平台，所謂房地產稅的徵收就是一句空話。“三中全會決定說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還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我記得三中全會文件起草過程中很多人覺得提高個人所得稅，向個人直接徵稅真的太難了。為什麽流轉稅為主?流轉稅從企業中直接扣，要向個人直接徵稅，現在很難，阻力非常大。”他說，比如稿費、工資，這些扣稅很容易，但是有的人一下子暴富的怎麽增稅，比如有一些大股東，一下套現幾個億，幾十億，這個稅怎麽徵收，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的辦法。這方面的改革據說財政部最近要考慮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緊迫需要推進但是難度又非常大的改革。

　　既得利益固化?改革越來越難

　　“四是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後，改革越來越難，深水區改革之所以困難重重，有認識分歧問題，有怕擔風險的問題，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為在既得利益由於幾十年來改革停滯不前、固化以後積重難返，改革越來越難，風險越來越大。”張卓元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剛才說的不動產統一平台的建設，一再後推，就是要求太全面，太高，九個方面不動產一一登記，而且從城市到鄉村，做起來的確很麻煩，也很費時費力，應當逐步建立，不宜一步到位。

　　“更重要的是，我估計由於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積極，因為這項工作可能損害他的利益。在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開會時有的領導說，他到地方去調查，問地方的幹部，據他所接觸的，每一個地方幹部差不多都兩三套房子以上，因此他主張徵房產稅從第四套徵起，這樣徵房產稅就成了很大的問題。為什麽不動產統一平台難建立?恐怕工作是難，另外佈置要求太高太全，最重要的是可能觸犯到他們本身的利益。”他說，由於不動產包括房地產稅現在根本看不出出台的前景，在深圳一些地方炒房地產又開始了，炒房地產對資源浪費是最嚴重的，大家都一套房，結果蓋了很多空置房，是要用磚頭、瓦、鋼筋、水泥弄起來的，是真正的物質財富，這樣造成的空置房或者鬼城，消耗的物質財富太可惜。

　　張卓元教授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沒有五年、十年的持續奮鬥，難有實質性的進展。而做不到這一點就談不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談不上實現經濟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

　　胡乃武教授也認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是創新驅動性增長。“在新常態下，為了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就必須走創新驅動之路，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為創新驅動性增長。”國際經驗表明，現在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科技進步取得的，目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左右，由此可見，創新驅動性增長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相當於GDP 一倍的高投資，已經接近GDP 10%的進出口支撐的，這就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投資驅動性增長向創新驅動性增長轉變。工業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任務，歐美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工業是創新最活躍、創新成果最多的領域，只有加快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融合創新，把工業發展的動力轉變到創新驅動的軌道上來，中國的工業才能夠從全球價值鏈低端方向向高端方向躍升，才能實現由粗放型增長向提高質量和效益型增長轉變。”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中國搞一帶一路，我們的國際﹑國內環境究竟有哪些變化?”在7月4日下午的分論壇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說，第一個變化是外部環境，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句話，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全球化發生了哪些變化?怎樣適應這個新形勢?就要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那麽開放經濟的新體制，又應該是怎麽樣去構建，我覺得這是我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張燕生教授說，他把經濟全球化總結概括為三個驅動：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中國人怎麽樣看全球化呢?也是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全球化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第二個就是區域化的發展很可能帶來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陷阱。”

　　為什麽講是戰略機遇期?張燕生說，世界史、經濟史告訴我們，凡是經濟全球化時期，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凡是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是一個快車道，誰搭上這個快車道誰就快速的崛起。陷阱是什麽呢?標準越高，能夠實現的就越少。實現的越少，就意味着高標準將把相當一部分的經濟體排斥在外。所以高標準的FTA的陷阱就使發展中國家很容易被邊緣化。

　　“另一個方面我們看到，國內的經濟正在發生一個大變化，去年中國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超過美國，斯蒂格利茨說2015年是世界中國世紀的元年，我們說可能會面對三種有可能的選擇，一個是成功實現彎道超車，另外一個是可能出現彎道減速，還有可能出現彎道翻車，像日本那樣，20年的停滯，要想實現彎道超車我們就要全面改革。”張燕生，這至少要發生三個變化：一是從過去35年靠汗水驅動的增長，轉變到未來35年靠智慧驅動的增長;二是轉變成包容性的增長，基尼系數下降，居民城鄉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持續下降;三是新常態從高碳發展轉向低碳和綠色的發展，也就是說過去35年我們的發展模式很難支撐新35年的發展。

　　“還有一個變化，我們會發現過去35年我們熟悉的東西恐怕都要消失，未來35年我們不熟悉的東西可能都會出現。因此再年輕的朋友們，如果說不能適應變化，你就OUT了!年紀再大的人，像我這樣的人，我們要想適應新變化，我們可能還能夠繼續下去，是吧?”張燕生指出，從外經貿的角度來講，第一個變化就是出口導向和招商引資驅動的外向型模式OUT了，新35年我們要轉向開放型，我們將更加重視進口，我們將更加重視走出去，我們的匯率、利率，我們的價格，我們的貨幣和我們的各種各樣的價格信號將更加轉向中性。

　　簡單模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張燕生續指出，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會發現我們過去的熟悉的，從1993年以來的雙順差的格局正在走向基本平衡;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在2015年都成為資本進輸出的地區，中國是這一趨勢變化的主導;我們低端參與競爭的國際黃金時代退出了，簡單模仿、仿製和抄襲的黃金時代過去了。

　　“我們怎麽樣來適應這個變局呢?我們發現中國的老百姓正在從過去的35年的價格的追求者開始變成了價值的追求者。老百姓過去像我們這一代人是買便宜的，現在我們在座的80後﹑90後﹑00後，是要買好的。要買好的這種消費者2020年要增加多少呢?可能是要增加3~4億人，2020年前我們增加要買好東西的價值追求者和消費者增加的人數比美國的國民人數都要多。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的企業現在做好準備生產好東西了嗎?這需要有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技術，更好的原材料，我們企業沒有做好這個準備。”張燕生說，現在出現一個現象，中國人在買世界，包括到日本買電飯煲﹑買馬桶蓋。其實這是中國人的消費升級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出現需求結構變化誘導我們創新，誘導我們的供給，誘導我們的新35年和舊35年所產生的質的變化。“為什麽要搞一帶一路?過去35年中國的開放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未來35年我們可能會重點轉向發展中國家。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開始了，第二次上山下鄉開始了，在座的80後、90後、00後，想上山下鄉嗎?到亞非拉去，這對我們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鄧小平30多年前就講開放有兩個內容，對外叫做開放，對內叫做改革。因此我們講開放的時候，我們講的是高水平開放，本質是要推動高標準的改革和高質量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開放的本質實際上是改革和發展所發生的性質上的改變。”張燕生說，他把一帶一路總結為三個主題詞：第一個主題詞是發展，它要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創造一個好的格局，創造一個好的秩序;第二個主題詞是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階段，大家要包容，和而不同;第三個主題詞是共享，我們要共享發展的機會和成果。

　　一帶一路要實現互通

　　張燕生說，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要實現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怎麽樣才能做到政策溝通呢?政策溝通首先涉及到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歐洲、日本這些大國之間的政策溝通。亞投行表面上看是資金融通的一個組織，實際上是一個政策溝通的場所，也就是說怎麽樣能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真正的能夠開綠燈。“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包括設施的聯通，你要搞交通的基礎設施，能源的基礎設施，通訊的基礎設施，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同當地的媒體、社區、非政府組織、青年人打交道。”中國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是說你要想在一帶一路65個國家、44億人口、21萬億美金的GDP站得住腳，憑什麽?難道僅僅是送錢就夠了嗎?不夠的，要得民心。你不進村，不上山下鄉，如何贏得民心。這個角度來講一帶一路對中國新35年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就是你能不能在亞非拉站得住腳，包括你的經濟，包括你的文化，也包括了你的軟實力。

　　雲南財經大學的首席教授龔剛基於凱恩斯的需求決定理論推論說，貿易逆差和貨幣國際化的協同配合也許是中國未來的政策導向。他說，發達國家討論經濟增長的話，只討論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不從貿易角度討論。為什麽?有一個合理的假設，就是說長期的貿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續，惟有本國貨幣購買進口才有可能，於是追求貨幣國際化是長期貿易逆差的前提條件。

　　他把話題拉回到一帶一路建設。“我們對美國進行貿易逆差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用人民幣去買美國的商品，美國肯定不幹。但是人民幣大量的進口、購買我們周邊國家的商品有沒有可能?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所以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提出一個周邊區域國際化，通過買大量的商品，緩解中國的資源緊缺，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他認為，把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和貿易戰略等等聯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對外戰略的重點，

　　中國需要怎樣的一帶一路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經濟研究雜誌主編裴長洪研究員在演講中澄清了人們對一帶一路的一些誤解。“首先，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也有一些海外媒體有評論和報道，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第二，國內最大的誤解是認為我們搞一帶一路是因為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趕快把過剩產能都往外輸送，這是國內最大的誤解，包括一部分專家學者也是這樣想的。”裴長洪指出，按照一帶一路建設的構想，是要按照市場運作，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這些項目都要採取國際商業規則，因為要進行國際招投標。中國企業能不能夠在投標中得到項目建設的承包權以及設備材料採購權，這要看它有沒有競爭能力。即便一些企業通過招投標中標了，從而導致我們國內的一部分產能確實往外輸送了，這是競爭的結果，也不是通過特殊照顧、制度安排、特殊待遇實現的，所以從規則安排上說，不可能為中國過剩產能專門做這種安排。

　　“幾個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設立，人民幣國際化，甚至有些媒體說我們將重塑國際貨幣體系。中國亞投行﹑中國金磚銀行，重塑國際貨幣體系，這些話都說得比較誇大，也是對我們目前做這些事情的誤解。” 裴長洪說，從未來的趨勢看，人民幣確實會隨着一帶一路建設被選擇，這是肯定的。一個是被選擇，在雙方的合作中被選擇，導致人民幣繼續走出去;在貿易投資洽談過程中會產生新的規則，這也是必然的。這些現象和事實的出現，對現行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都只是一種補充和完善，而不可能是替代，也替代不了。“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一帶一路建設也好，包括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設立，以及人民幣被一帶一路建設中成為區域內被選擇的貨幣，這些現象都是對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補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

　　完善宏觀調控為發展助力

　　中國社科院張曉晶研究員在7月4日下午的分論壇上分享了他對宏觀調控的獨到見解。他提出，要創新和改善宏觀調控，健全決策程序，保證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要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促進經濟發展。

　　“今天講宏觀調控還是比較切合當前的情況，現在無論是講救市還是其他，在中國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宏觀調控，在今天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對於怎麽樣能夠認識到或者改善宏觀調控，特別是在新常態下能夠創新宏觀調控，我覺得還是很有意義的。”

　　張曉晶首先強調了戰略規劃的重要性。“在理解中國宏觀調控方面，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因為很多人講宏觀調控都覺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現在加了宏觀審慎，但是他不知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部門，就是發改委搞的戰略規劃，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十三五”規劃，怎麽去理解它的重要性，無論是產業還是貨幣，都要基於戰略規劃來進行設計。財政到底錢怎麽花是根據規劃來的，發改委的投資是怎麽出去也都是根據規劃來的。“所以，在中國今天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這樣一個規劃，完善好這個規劃。如果要破除掉，說規劃就是一個壞作用，發改委就應該撤了，儘管我說過很多批評的話，但是這可能在中國當前來講還不太合適，只不過你那個規劃怎麽做，特別是那樣的投資怎麽審批，你是備案還是用什麽樣的方式，特別是簡政放權，這是比較重要的。”

　　“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我個人體會地方不作為是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經濟不好是什麽原因?我們能不能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通過新興產業，通過財富效應，我們能不能把經濟搞起來?沒有地方競爭搞不起來。其實這是中國過去30年成功的經驗，過去2000多年，其實我們沒有太多的地方競爭，封建社會到了秦以後封建社會就沒有了，是沒有競爭的，以地方為利益群體展開競爭幾乎沒有，為什麽?皇權下搞競爭，往上再弄其實是對皇權的威脅，是要破除這個的，是沒有競爭的。而西方是真正的封建社會，不同的小國之間、封建主之間的鬥爭，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今天要重啟。”

　　宏觀調控不能包打天下

　　張曉晶認為，宏觀調控不能包打天下。“宏觀調控泛化已經不得了，中國只要出了事，想辦法拯救這個事，解決這個事，我們都叫做宏觀調控。不管是出現了監管規則的變化，還有技術、環保標準的變化，其實都叫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泛化，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就是不斷的來強化自己，有一個自我強化的邏輯。我認為你這塊發展的不好，我認為你這塊市場經濟沒有完善，體系不夠完備，我不能用完全市場化的手段來調控，我就用別的辦法來調。比如說利率不管用我們就用別的，信貸閘門不管用就用土地閘門，土地閘門不管用用烏紗帽，所有的招都是宏觀調控，一旦用這些辦法來進行調控的時候，實際是強化了市場的不完備。”

　　政府不是萬能的

　　張曉晶說，政府不是萬能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市場，讓市場來調一調行不行?他以最近資本市場為例說，在資本市場遇到這麽大問題的時候我們要相信市場，它是放在宏觀調控前面的，而不是後面，尊重市場第一位才有救。他強調要註重宏觀調控的機制化建設，“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總是覺得有各種各樣的借口說百年一遇，大危機，雷曼時刻要來臨，我們總有特別好的借口說這時候我們必須全面出擊，他就着急了，可能就繞開了一些程序化的做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決策的監督，包括決策的評估，這些東西就慢慢都沒了。所以我覺得中國現在宏觀調控最不成熟的標誌就是缺乏機制化，這樣的宏觀調控就是任性，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沒有一定的程序。”

　　“過去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不出中南海，都是說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你要讓我這麽做會稍微打點折扣，這樣都使政策效果打折扣，這是必須預估到的。”張曉晶說，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傳說這個被綁架，那個被綁架，這實際是什麽含義?就是利益集團，這是無法否認的。現在的利益集團已經大得不得了，從反腐可以看得很清楚，國企、民企相互勾結，有太多的案例。“我想說一個特別簡單的東西，這有利於我們來評判宏觀調控是怎麽考慮的，就是為什麽三農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沒有利益代言人。知識分子說我們要解決三農問題，沒有用，因為你沒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特別在關鍵時刻，所以這些政策的出台很難說去偏向你，萬一哪天偏向你了，比如把稅都給取消了，你就會覺得是被恩賜了，這是最為重要的。”他說，今天不能說只有這一塊是弱勢群體，還有其他的弱勢群體，他們都缺乏代言人，但是在一個利益博弈的時代都沒有代言人怎麽去弄?“我覺得，宏觀調控的政治經濟學使得我們整個經濟利益浮上台面以後要很好的設計，怎麽使得利益能夠有代表，怎麽使得被代表的利益能夠相互之間比較平等的博弈，就是力量相對均衡。”張曉晶認為，現在比較平等的博弈是非常缺乏的，力量是完全不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怎麽樣使得宏觀調控比較公允和有效，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