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
采訪結束前，記者忍不住問，“章子怡對你做耳機這事有什么想法?”汪峰很嚴肅，“她告訴我，這是個特別重要的事，你得做好。”
特約記者 費戈 南京報道
搖滾音樂人汪峰說，他從沒想過頭條，但很早就想做耳機。
近日，汪峰在南京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透露，演藝事業之外，他投入大量精力做一款獨立的耳機品牌。
汪峰說，“我視之為另外一個重大的作品，對它的投入就像寫《晚安北京》這首歌或者鳥巢音樂會一樣，它一定會很棒。圍繞在它身邊的，是最傑出的一群產品人。”
汪峰說，耳機的品牌叫“Fiil”，一個生造的英文詞。中文名未定。英文“fill”和“feel”的諧音聯合體。汪峰對這個名字非常滿意，“它打通了I和L的差別，可以有很多字形上的變化，印在耳機上的FiiI更顯眼。有意思的是，它第一個字母是F，也是峰的第一個字母。”
汪峰回憶，做一款耳機的念頭由來已久。去年8月，汪峰鳥巢演唱會之後，汪峰的老友吳世春發來微信，問他有沒有興趣做一款獨立品牌的耳機。
吳世春是著名的天使投資人，早年在華為短暫停留，2000年參與百度早期創業，2006年創立酷訊網，2009年成為天使投資人，先後投資了唱吧、玩蟹科技、趣分期、美麗說、蜜芽寶貝等上百家創業公司，尤其是玩蟹科技的投資，創造了1800倍回報的“天使神話”。
汪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想法上他和吳世春不謀而合。當時，互聯網思維已經蔚然大觀，同時耳機市場受激於Dr Dre和Beats的成功范例，也有一些明星局部試水，但都是“代言模式”，例如周傑倫代言“tiinlab”、羽泉代言“VOW”。
汪峰和吳世春探討之後，覺得玩“明星代言模式”肯定不行，這個模式天生就沒做大的可能，吳世春說，“要做，你必須大股東是董事長，我們跟著投。”
汪峰也非常贊同，“這個辦法很合乎創業遊戲規則，如果我僅僅是代言，那就簡單了，發個微博站個台。我不會像現在這么勞力上心。”
於是，汪峰不僅僅在這個項目初始階段真金白銀投了幾百萬美元，還親自掌控產品方向。據汪峰介紹，在運作Fiil耳機的公司裏面，汪峰按照出資額和影響力雙重作價，最終，汪峰占股接近四成，名副其實第一大股東。
汪峰告訴記者，“我有影響力，也懂音效。但是做耳機要依賴科技界，我認識的人有限，這就需要吳世春等投資人的推薦。”不過，當吳世春等投資人向汪峰提供了一個團隊名單，供其參考，汪峰看了，覺得這事比此前預估得還要大。
操盤組局
名單中的第一個人物，是彭錦洲。
彭錦洲是老華為人，1993年就進入華為，後隨李一男出來創辦港灣，2006年回歸華為，隨後參與華為榮耀事業部的創立。不久前離職，離職前是華為榮耀業務副總裁，榮耀體系內的二號人物，主管銷售，也被公認為“榮耀奇跡”最重要的功臣——2014年，榮耀手機實現了1億美金到20多億美金的銷售增長，被稱為“榮耀奇跡”。
彭錦洲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年初我就有出來創業的打算，榮耀已經走上軌道，華為最擅長的是將探索的經驗轉化為組織的運作流程，固化下來，所以，我在榮耀已經沒有挑戰，我希望再進行新的‘從0到1’。”
雖然汪峰認為自己在耳機的外觀設計、音效把握、品牌號召上有著獨特的優勢，但畢竟他是個藝人，沒有“操盤”商業機構的經驗，他需要彭錦洲的創業老兵來“輔佐”。經過和其他投資人的短暫磋商，確定彭錦洲將以CEO的身份進入汪峰團隊。
在互聯網時代創業，投資人的功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彭錦洲說，“投資人不僅出錢，也要幫助初始創業團隊找人、補資源短板。”因為，Fiil耳機在天使輪融資額就已經高達一千萬美元，錢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團隊的配備。
如果用模塊化來拆解Fiil：出資方、運作方、銷售團隊都已經成型，技術團隊則迫在眉睫。在彭錦洲加入之前，汪峰及幾個投資人看中專業耳機研發公司繽特力中國研發中心裏面幾個重要的前員工。有過幾次接觸。未果。
彭錦洲認為，是雙方問題考慮得不夠全面。例如這幾個成員覺得只要有汪峰這杆“大旗”，再加上產品研發，一切就已足夠。而投資人則覺得，繽特力的這幾個前成員的一些訴求不切實際，應該妥協。雙方“卡”殼。
彭錦洲成功化解這個問題。他兩次與他們面談。他勸道，就榮耀的經驗而言，一個產品的成功，不僅涉及產品的生產，還需要將產品的認知轉化為口碑、將客戶變為用戶、將產品變成一個社會交互的介質。所以“產品團隊是重要的，互聯網銷售團隊是重要的、傳播團隊是重要的。多團隊形成的認知共享和循環，最終作用在產品設計上面，是最重要的。”彭錦洲告訴他們應該用一個完整的邏輯來理解Fiil這件產品。彭錦洲成功說服他們加入Fiil耳機公司。
三角區裏的機會
彭錦洲說，他是經吳世春、李一男介紹，認識汪峰的。同普羅大眾一樣，一開始，他對汪峰的認識僅限於“春天裏”、“上不了頭條”、“半壁江山”以及章子怡。
隨後的接觸，迅速改變彭錦洲的看法，他說，以前我會認為藝人那種隨性，將是做耳機的幹擾性因素，“汪峰身上絕對沒有這一點，相反，他非常勤勉專注，對耳機的較真程度出乎我的意料”。
汪峰對記者說，“耳機不是手機，它不是必需品。手機是每個人都要買的，耳機是可買可不買的。人們大多使用的耳機是買手機時附帶送的。所以，買耳機需要一個更充分的理由。”
這些前繽特力成員掌控Fiil耳機的音質音效，汪峰說，“我對音效要求非常苛刻，但z這些人讓我很驚訝。他們給了我幾個國外專業品牌的耳機，並承諾，Fiil的音質音效不會低於這個水平。我一聽，沒問題，絕對可以過關，在聲音這一塊，專業性是絕對保障的，這是Fiil耳機最重要的基礎。”
汪峰說，他前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產品ID設計(Industrial Design)中的外觀部分。汪峰團隊找的都是國際大牌設計公司，最早接觸的是BMW設計中心(上海)，選擇著名設計師台灣人劉傳凱(Carl liu)來主創。
在和劉傳凱的交談中，汪峰談及了關於設計的兩個觀點。一個是“倒推法”，即將耳機的形狀“虛置”起來，讓設計師對耳機的各個基本部分做材料和顏色上的“安排”，確定各個部分單元之後，然後構造整體的耳機形狀。第二個是“有深度的叛逆”，即讓人第一眼就覺得產品是不同的，這是一種“對大眾慣常感受的不服從”，“但絕不是為了顛覆而顛覆，為了反叛而反叛”。
由於BMW設計中心調整了劉傳凱的設計檔期，劉傳凱最終沒有為Fiil耳機做設計。汪峰團隊找到德國著名的DA公司(Design Affairs)。艱苦的溝通之後，DA公司交付的設計令汪峰非常滿意，隨後，Fiil的產品總監楊晨覺得陷入了一場可怕的“色彩災難”。
搖滾圈流行一個詞叫“死磕”，楊晨顯然體會到了這個詞的含義。汪峰為了想要樣品和設計圖中的色彩無限接近，讓楊晨做了幾百個近似顏色的耳機外形模板，然後在極其微弱的對比中尋找最貼近設計原圖中的顏色。汪峰對色彩的理解非常敏感，比如他不希望銀色調深導致有烏灰感，但是他接受紅色加一點點深形成的烏紅。同樣是“發烏”，他認為由顏色喚起的情緒是迥異的。
汪峰說，“在音質沒問題的情況下，購買的理由就是外觀，當然，還有價格。”在音質、外觀和價格的三元關系中，如果前兩者都是可靠的，就應該用一種比較親民的態度來定價，讓出利潤，用互聯網的方式做銷售和口碑建設，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支付起專業耳機的價格，提高他們的耳域和欣賞好聲音的機會，“因為不同耳機硬件的欣賞差別真是太大了”。
中國耳機市場的容量一年不到200億人民幣規模。耳機大體分為入耳式、頭戴式和塞耳式三類。入耳式基本上淪入手機的配件市場，頭戴式和耳塞式則兩級分化，大部分利潤都被國外品牌商拿走。Beats、森海塞爾、AKG、鐵三角、拜亞動力占據高端前幾名，而國產耳機品牌靠低端化存活。
彭錦洲認為，他在榮耀的時候就發現，耳機市場的容量正在加速擴張。音質、外觀和價格的三元關系將變成一個“機會三角區”，比如Beats外觀很棒，但音質其實配不上價格;森海塞爾是一個專業的工業公司，價格不菲但外觀不夠鮮活。而Fiil是可以通過很棒的設計、很好的聲學和供應鏈管理，來賺取這個“三角區”的機會，用彭錦洲的話說，“像森海塞爾、繽特力一樣做產品，像Beats一樣做設計，同時能夠用互聯網模式來設置親民的價格區間。”
簡單地說，就是以大眾能夠接受的方式，提升大眾獲得“小眾般的格調和更專業的感受”。
這也符合汪峰的“搖滾產品觀”。汪峰對記者說，“因為我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接受傳統嚴謹的音樂教育，我的優點是知道好的東西在哪、好的界限有多高。缺點可能是有學院氣，有時候不接地氣。”汪峰雖玩的是搖滾，但是跟圈內結交不深，他對商業的看法，並沒有圈內的成見，他認為搖滾不妥協的精神跟大眾商業不沖突，商業只有高級和低級之分，搖滾不應該就等於反商業，“我可以上《同一首歌》，我也可以上春晚，搖滾應該上大眾舞台，這不該是障礙”。
經過嚴格古典音樂訓練，他有能力做出小眾化非流行化的音樂表達，他志不在此。樂評人郝舫評價汪峰的音樂時說，“(汪峰)用流暢的旋律線、簡明的音樂手法處理，並在此基礎上對精神領域進行探討。”歸納起來，這也是他一貫的音樂產品態度：用大眾舒服接受的方式，來提升大眾對於音樂的感知和耳域拓展。
這自然也延伸到做耳機上。
一個搖滾產品經理的自白
汪峰告訴記者，“辭掉中央芭蕾舞團鐵飯碗做搖滾的時候，看到非常多的成見和樂隊的不歡而散。”這是一個奇特的景觀，人們一邊不考慮自己的生計，一邊幻想著自己搖滾可以繼續下去。這種分裂使得很多搖滾人被一種單調的歌詞模式所“俘獲”，即“貧窮導致憤怒”模式。汪峰開玩笑：“基本歌詞模式大體一樣，‘我孤獨，是因為一個姑娘走了。這個姑娘去哪了，是跑別人那去了!為什么跑別人那去了?是因為我沒錢。’”
後來，他堅決簽約華納，“我要有一個基本的生活水准和安心創作的環境。我沒法白天創作自己的詞曲，晚會去酒吧被人點唱。”華納公司提出的條件是，只跟汪峰一個人簽，不希望和樂隊簽。“外國公司有很強的商業契約精神，北京搖滾圈的樂隊極不穩定，一鬧情緒，一會兒鼓手走了，一會兒Bass又走了，頻繁變動對華納殺傷力太大。他們的訴訟法庭只設在香港，他們有現實的顧慮。”
汪峰這一“單飛”引發了非議。汪峰說，“當時我有一個參照，就是崔健。一個寫出《一無所有》的人，這樣的人沒有搖滾精神嗎?老崔和樂隊裏面的劉元、艾迪等夥伴，將收入談得清清楚楚，在那個年代，老崔就是用商業的思想來理解他的音樂團隊。隨著對國外樂隊的商業運作了解越來越多，我越來越有譜。”
汪峰認為，“搖滾需要不妥協需要死磕，這沒錯，但需要智慧地死磕。”汪峰可以接受在一些具體的音樂產品上向商業做出有效的調整。最出名的例子是歌曲《怒放的生命》，原本的歌詞充滿著絕望和挑戰，音樂公司給出不同的意見，汪峰接受之後，巧妙地將歌詞改成一首積極的、膾炙人口的歌曲。
一旦商業成功之後，汪峰會有更多的資源和空間來表現出他精神上的豐富性和批判性，“妥協的時候，別人會罵我是最赤裸裸的搖滾商人。當批判性的《信仰在空中飄揚》專輯出來，他們又接著罵，原來你丫是一個分裂的人”。
汪峰的策略就是，必須做更多的探索性的東西，無論是精神層面還是商業層面，“別人會看不清，說不清”。聲勢浩大的鳥巢音樂會上，線下賣出了2000多萬的門票。而在線上，汪峰主動同樂視合作，開創了“搖滾O2O模式”。樂視對汪峰的音樂會現場直播，樂視電視的用戶需要付費才能收看，最後，線上收入300萬。
“我和尹亮(樂視音樂的負責人)比較熟，我和他討論說不如做一次現場直播。這在中國此前是沒有先例的，在世界上原本我以為是第二，第一個是英國Muse樂隊。後來才知道，Muse是現場錄制後期播放，而我們絕對是現場直播。”汪峰說，“鳥巢音樂會線下加上線上，絕對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會之一。”
令汪峰開心的是，帶動市場後續的嘗試，張惠妹華晨宇也做了這種O2O模式。汪峰認為，這種模式尤其對於小眾歌手來說，特別好，因為小眾歌手的粉絲比較分散，集中在一個體育館裏面比較難。但小眾歌手的歌迷黏性很高，如果小劇場賣票，網上收費直播，這將幫助小眾歌手的發展。
汪峰在鳥巢演唱會結束之後，就琢磨演出模式能不能玩得更有意思。“比如未來巡演，是不是可以采取合夥人模式?目前各個演出單元的部門是固定報酬，我想以後除了樂隊之外，比如調音的、舞台的、場地搭建、運輸的，是否可以合夥人入股的方式，分擔利潤和風險，增加各部門之間的責任心。”汪峰的這個想法，幾乎和地產商萬科總裁鬱亮“事業合夥人”方案異曲同工。“事業合夥人”是萬科曆史上最激進的一次機制改革。
論及Fiil耳機未來可能的商業模式演化，汪峰說，“第一代產品定義基本完成，Fiil第二代產品會根據流媒體的發展、耳機和運動的結合來設計。”
中國流媒體正處於版權大戰的前夜，購買版權、“跑馬圈地”將愈演愈烈。目前市場上已經形成幾個大玩家。今年初，酷狗與海洋音樂合並成立海洋集團，就是看中後者的音樂人版權資源;騰訊系直屬的QQ音樂剛和福茂唱片簽約;阿裏整合了蝦米和天天動聽，成立阿裏音樂集團，預計花大筆銀子購買更多的數字版權。
版權大戰將伴隨著商業模式的探索。中國大部分流媒體還是Spotify模式，即廣告支撐免費聽歌，高清版本需要付費下載。但未來也會有變數，例如SoundCloud適合沒有唱片公司的小眾歌手，TIDAL則適合頂尖歌手的自由版權聯合。
汪峰透露，他自己的音樂版權在這場版權大戰中價格不錯。他判斷，流媒體向上遊的內容端購買版權，在未來，也會和下遊的智能播放終端合作開發，只要這家終端公司的力量足夠強。所以，耳機在生態鏈的關系是一種“協作的、被集成的、向智能設備拓展”的關系。
采訪結束前，記者忍不住問，“章子怡對你做耳機這事有什么想法?”汪峰很嚴肅，“她告訴我，這是個特別重要的事，你得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