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城隍庙大门外，炮火纷飞，无数英勇的中国战士在抵抗日本侵略军，血染山河。

　　城隍庙大门内，一位伟大的法国神父正带领3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东方“诺亚方舟”，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阵阵哀嚎从狭窄的街巷传来。惊恐之中，14岁的李凤香飞快跳下床，随家人连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尽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进黄包车，我们一路狂奔，驶向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可没想到，难民如潮，租界平时开放的铁门关闭了，我们走投无路！”李凤香回忆。

　　绝望中，李凤香的家人听说“城隍庙那边可能有个难民区”。为了一线希望，全家奔向那个南市老城厢。

　　数十年后，偶然间，李凤香从电视上得知，她所避难的地方原来叫“南市安全区”，而“安全区”的创建者竟是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建起一个绝对安全的“诺亚方舟”，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眼看着身边的难民一个个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饶家驹还是决定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当年《申报》报道，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多国语言的饶家驹是天生的演说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华界的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安全区进行攻击，日本陆军、海军也勉强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其位置为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从地图上看，安全区宛如“一轮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庙大门口附近）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

　　最早挖掘上海“安全区”故事的历史研究者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认为，饶家驹同交战双方进行“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他并不催促双方签署一份正式协议，相反，他极力达成一份不怎么明确、但却更能让多方接受的“谅解”。“饶神父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精明的谈判策略和巧妙的术语措辞，把各方带到了一起。”

　　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80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7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在难民区沿马路的房子里，日本兵经常挨家挨户地找‘花姑娘’，每当日本兵搜查，女孩子们就会一起躲进一间隐蔽的房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家。”李凤香回忆说。王晓梅也清楚地记得，就在自家附近的弄堂口，有姑娘被日军拉出去强暴。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尽管日军百般侵扰，但是顽强的共产党人仍然在难民区里组建了党支部。他们一面救济难民，一面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我的父亲潘大成当时恰好是饶家驹的助手之一，父亲在安全区内开展中共地下工作时，神父并没有阻止，相反，他还协助开证明、弄通行证，帮助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说。

　　载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听说“中国辛德勒”约翰·拉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同样挽救过很多中国人生命、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其实是约翰·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苏智良说。

　　阮玛霞在研究中也发现，“南市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南市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此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苏智良说，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上海在二战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这座“慈善之城”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而且，由饶家驹创建的“南市安全区”还从日军枪口下至少拯救并养活了30万中国难民，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成功救助难民的经典案例。

　　为此，苏智良等专家提出，上海“南市安全区”内的历史建筑、难民幸存者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应该得到更好保护，“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南市安全区”宜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积极响应。在今年5月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慈善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存这段历史记忆，用历史真相，提醒全世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热爱中国，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在华最后的岁月里，‘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苏智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