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美國“暗戀”中國 自由“反對”自由
習主席即將於今年九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大學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近期撰文公開表示，中美關系當前處在曆史的轉折期，前景不確定，令人擔憂。事實果真如此嗎?究竟發生了什么導致中美關系出現過多雜音?帶著這樣的疑惑，記者在8月中旬在紐約、華盛頓和波士頓進行了實地考察與新聞調研，了解最近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公開細節，了解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變遷與民間真實的意願。
複蘇的美國“在意”中國
最近一年來，中國的方方面面都在被美國認真的觀察與研究，公開的新聞輿論對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積極評價比負面的質疑要少得多，尤其反映在有影響力的媒體以及政府間第一軌道的交流過程中。那么，究竟是中國出了問題，還是美國出了問題，還是中美之間有了誤解和分歧?
記者返回闊別了9年的華盛頓，第一個拜訪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早晨8點半，在約見之前，記者在麻省大道智庫一條街上一個人漫步。這條路記者留學期間曾經經常走。如今到這裏，還是很熟悉和親切。記者看見又有幾座新的建築在有秩序的新建。在智庫卡耐基研究中心旁邊，一座不錯的建築打出了房屋出租的商業廣告和聯系電話號碼。這個細節說明，如果中國要在這裏安營紮寨一些非盈利組織與研究智庫，便利的辦公空間是客觀存在的，不存在所謂的沒有地盤的問題。
8點半鍾的華盛頓是清淨與寂靜的。記者步行到了緊挨著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學院的“杜邦圈”。我習慣性地去了緊挨著杜邦圈的星巴克咖啡店，點了一杯普通咖啡。普通咖啡的價格與北京星巴克的價格相比，如果彙率水平按照一美元兌換6.2元人民幣的價格計算，比北京要便宜一些，不足北京星巴克咖啡店一杯美式咖啡24元的價格水平。如果人民幣貶值一些，兩邊價格才差不多。在華盛頓喝了一杯相對便宜的咖啡，不覺心裏一樂。出了店門，在“杜邦圈”公園的木椅子上做了下來，等待9點半鍾見人。
這個公園沒有什么變化。噴泉嘩啦啦的自在地噴灑著。鴿子悠閑地在人面前踱步，像在他們自己家裏一樣自在。不到十個人靜坐在公園裏，他們表情平靜與祥和，沒有明顯的痛苦與憂傷。一個40歲左右的黑人還用一個普通的非智能手機在大聲的通話，他在催促一些事情要快些行動，不要拖遝。雖然細節不詳，但他表情顯露的焦急和忙碌的感覺讓我感覺又回到了忙碌的故鄉中國，想到了在京滬高鐵上電話不斷的城市新移民，雖然生活還不算富裕，但是，希望猶在。
記者觀察到，公園裏靜坐的人，白人、黑人都有，沒有一個是乞丐，沒有一個是無家可歸的等待救濟的絕望的人。9年前，記者在這裏留學讀書的時候，情況可不是這樣，即便在次貸危機之前的股市繁榮期，杜邦圈也是一些不幸的人夜宿街頭的看上去優雅的場所。
九點半，記者在華盛頓最知名的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進行了交流與溝通。記者對這位知名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的工作場所的細節的好奇要遠遠高於他對中國經濟的高見。我看到，這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的辦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樓的西南角，透過明亮的落地窗，可以清晰地觀察到麻省大道的來往行人。他的辦公室很簡單，一個辦公桌，兩把椅子。靠牆的書架上整齊的放著曆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一些經濟研究相關的文獻。拉迪拿了一份從北京訂閱的關於中國經濟形勢的中文刊物用略帶京腔的中文告訴記者，“每天我都要閱讀這些來自中國的各種本地的分析報告。”
拉迪跟記者侃侃而談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他說，美國對當前中國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非常關心，非常在意”。
彼得森國際經濟所研究員劉利剛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中的那些對於經濟轉型有重要作用的舉措需要具體化。“中美關系未必處在真正的轉折期，但是，華爾街與華盛頓的金融投資機構的確需要了解更多中國經濟的實情與風險管理的手段。在中美首腦峰會之後兩周左右的時間之內，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會在紐約與華爾街各主要金融機構召開重量級的經濟會議，給華爾街闡述中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前景與風險管理，”劉利剛博士介紹說。
美國智庫界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是偏政策性，那么，學界的中國經濟專家如何看呢?帶著這個問題，記者馬不停蹄地拜訪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經濟系終身教授芮德駿(詹姆斯-瑞德爾)。這位經濟學家的辦公室位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研究院國際經濟系7樓。朝北和朝東的兩面大玻璃可以俯視整個智庫一條街。辦公室也很簡單。一張書桌，上面放著一個筆記本電腦。書架上放著美國經濟學界主流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評論》《經濟視野》《金融評論》等，還有一些工具書和書法卷軸。這位經濟學家的牆壁上非常有趣的掛了一幅中國書法家啟功先生的條幅與兩幅中國古代的人物畫。
“這是我的新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送給你。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都在裏面。”這位經濟學家俏皮地對我說。我接過一看，書名叫《中國是如何經濟增長的：投資、融資與改革》。
“中國的經濟前景是樂觀的，中國人特別勤奮、努力工作。就彈鋼琴這個複雜的難以駕馭的技藝而言，中國人同樣做的非常成功，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可以彈奏鋼琴的人口。這個現象如何解釋?是因為中國人勤奮和努力，不斷的練習和重複練習這個技藝，做到了這個水平。對於自身的優勢，中國人是應當自豪的，也是值得美國人尊敬的，”瑞德駿教授頗為贊歎地說。
“那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總說中國和中國經濟的壞話呢?”記者不解地問。
已經年過7旬的瑞德駿教授微笑著說，“美國成功的時候，日本成功的時候，都遭遇過類似的經曆。不過，世界經濟如同一場音樂會。大部分人只看過鋼琴獨奏，一架鋼琴與交響樂團的協奏。很少有人創新地看到兩架鋼琴同時表演的演出，很少有人看到兩架鋼琴與爵士樂一起合奏的歡暢表演。事實上，這樣的演出是存在的，在北京的中山音樂堂，以色列的藝術家就表演過。換句話說，世界經濟增長是大家的事情，中國可以是其中一架鋼琴，美國也可以是一架鋼琴，任何一個經濟體都可以做一架鋼琴，此外，還有架子鼓的位置，小提琴手的位置，大提琴手的位置，薩克斯管手的位置。大家一起合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奉獻出美妙的樂章。這才是經濟發展的主題。”
瑞德駿教授中午請記者在學校附近的土耳其餐館吃了午飯。大家一邊感歎這裏的美食，一邊感歎恐怖勢力ISIS還在土耳其邊境侵擾。
“世界就是這樣。政治的紛爭與動蕩一直不停。我們要專注經濟發展，把經濟發展搞好。這才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棘手的南海紛爭，中國與美國和越南其實也是可以用經濟手段來緩和的。”瑞德駿教授若有所思地、緩慢地說，他仿佛是在跟他自己的內心說，而不是跟記者交流。他頭發花白，深邃的目光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睿智中流露出一種曆史般的困惑與迷茫，而不是對北京咄咄逼人的遏制。
失速的中國“陪伴”美國
從華盛頓白宮附近的酒店打車去機場，大約需要40分鍾。在路上，記者與出租車司機隨意攀談。這位黑人司機很有禮貌，不問不答，安靜開車，對目的地都使用車載GPS地圖導航儀，確保行車安全准確。美國出租車司機不會在送客人的時候自己還接手機或者高談闊論。他們把出租車司機這份工作看得更加職業化。我問送我的30歲出頭的黑人司機，為什么開一輛混合動力的出租車。他說，這個混合動力的出租車節省汽油，對環境好。實際上對乘客的出租費沒有太多影響，比如，從白宮到機場的出租費大約70美元左右，做普通出租車與混合動力出租車的價格是差不多的，沒有大區別。說完了，他就沒有再說一句話，專注地開車。到了機場，記者給了司機12-15%左右的消費以表示他對認真安全開車服務的感謝，他非常感謝，還給記者客氣地略微鞠了一躬。
到了紐約。在曼哈頓的公園大道301號的華爾道夫酒店門口，記者看見這裏車水馬龍，一個比國貿三期還高的新的大樓在不遠處剛剛封頂，直聳雲霄。藍天白雲下的華爾街繁榮有序，氣色不錯。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廳，記者陸續見了幾位紐約金融界的朋友。
一位在紐約比較活躍的華人對沖經理雅各布(化名)對記者說，“我們華人最大的心願是期待中美關系好，發展的更好。這樣對於我們華人的事業發展是最積極有利的。”
這位四十多歲的華人擁有金融學博士學位，曾經在國內金融機構工作過，夫人也在華爾街高盛投資銀行工作。幾年前，他和幾位美國人合夥創業在曼哈頓的對沖基金穀租了辦公室，開了自己的公司。
“連續若幹天的惡意做空把他們嚇傻了，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也不知道究竟誰幹的 ，”談到中國股市的跌宕起伏，凱文興致勃勃，兩眼發光，語速極快，“不過，惡意做空的力量不在紐約。我們這個圈子的人信息都很靈。”
“我們海外華人真心希望中國發展的好，”凱文略帶自豪地告訴記者，“這個華爾道夫酒店被中國安邦保險收購後，訂房的平均價格上漲了20%，但是，訂單量聽說卻大幅上升，客人都要排隊登記入住。我在這裏吃個飯或者喝杯咖啡，見見朋友。雖然內部裝修與管理基本沒有改變，但是，作為華人，我還是感覺在這裏聊天比較愉快。”
一名美國AIG投資部工作的華人對記者表示，還有兩年40歲了，現在已經在回國創業的最後過渡階段，個人看好中國的新三板發展前景。
“這附近又新建了一些新的高樓，哪裏來的資本?”記者對這個新樓的悄悄崛起非常好奇。
一名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新創業的中小金融企業的高管邁克爾告訴我說，“是從中國來的錢。就要售樓了。當地的紐約人現在都知道，新的世貿大樓頂樓那一層是中國人買下的，是業主。中國資本在紐約受歡迎的。的確，北京沒有讓紐約倒下。”
“那你們覺得中國經濟在下滑是怎么回事?你們不想來中國了嗎?”記者問。
“哦，不是的。他們說中國經濟下滑了。我們並不知道究竟為什么下滑，各種說法都有，
不知道相信誰的。我們看見從中國過來投資美國的資金在增加，如果中國經濟完蛋了，那么為什么他們還這么有錢，來紐約投資買樓造樓?我們看見中國的手機ZTE中興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在增加，緊追蘋果和三星。如果中國企業不行了，他們為什么會市場份額擴大?我們看見投資美國臉譜的風險投資人吉姆-布萊爾最近換了太太，娶了一個中國女人。如果中國前景不樂觀，他那么聰明的人為什么對中國這么有興趣?我們看見來往中國和美國的航班幾乎每趟都爆滿，如果中國經濟硬著陸了，他們為什么不先找個地方著陸，還在天上飛來飛去的?我們對投資中國有長遠的考慮，會和中國夥伴合作共贏，把一些先進的技術與資本帶過去，和中國熟悉情況的本土優秀企業家合作，大家都一起投資和發展，成為新型中美合夥人。”記者問他，為什么對中國的策略這么清楚。這名美國人不好意思地說，“我有一個中國女朋友，但還沒有結婚。”
“哈哈，你有中國的戰略陪伴，” 記者跟他開玩笑說。
中美關系的軟實力究竟在哪裏?
美國戰略界大師約瑟夫-奈和中南海高層都反複強調軟實力對於一個國家前途的至關重要。那么，中美關系的軟實力究竟在哪裏呢?中美關系未來十年的走勢令美國的中國通感到擔憂，認為中國強大的領導力不能推動改革，未來充滿不確定。的確如此嗎?如果打開美國的媒體，關於中國的擔憂與負面報道不斷。無論在南海問題上，還是最近突然又熱起來的網絡安全問題上，中美之間的不愉快仍在增加。美國的知識界與大眾對這些高深問題的本質與深入了解的程度究竟達到了什么水平?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走訪了華盛頓杜邦圈康州大道上的小書店、紐約第54街與萊克星頓街交界處的Barnes&Noble書店以及位於波士頓哈佛大學的哈佛大學書店。記者在有關中國、曆史、國際問題與財經方面的書架前駐足學習。
令記者吃驚的是，我發現自2013至2015年，在最近兩年，美國知識界與戰略界公開上架的與中國有關的書廖若星辰，其中僅僅以下五本比較醒目。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著《論中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哈佛大學教授文安立著《不安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五角大樓政策顧問專家、新美國安全智庫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坎普蘭著《亞洲大鍋：南海與太平洋穩定的終結》、美國紐約客雜志駐華記者歐逸文著《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以及網絡安全專家哈佛法學院研究員布魯斯-施奈兒著《數據與巨鷺：看不見的數據戰鬥》。此外，自2006年以來出版與再版的關於中國的書也僅僅包括以下三本，美國國務院前東亞問題高級外交官謝淑麗著《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著《中國通：90年在亞洲的冒險、間諜與外交》、費正清著《中國曆史》。記者在三個各有特點的正規的實體書店裏都沒有看見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前國防部情報局分析員白邦瑞的新書《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秘密策略》，這說明美國書店的工作人員還是有獨立素養的，沒那么“重口味”的中國威脅論，代表美國五角大樓一些人意圖的研究在事實上“忽悠”不了美國大眾。
關於中國的研究，僅僅十本書而已。與中國北京圖書發行大廈、王府井新華書店內關於中國的圖書以及中國關於美國研究的圖書相比，在數量上，中美的研究水平是存在“認知逆差”的，這或許才是中國長期對美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美國在對中國文化曆史政治與政策的研究還算是一個“知識上的超級大國”嗎?僅僅憑借這幾本書，美國思想庫就可以帶動美國大眾深入探討與構造中美關系的未來嗎?我思考著這個問題，開始擔憂美國的未來，擔憂美國未來前途的不確定。為此，記者決定必須到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大學去走走與看看。
查爾斯河邊的哈佛大學校園非常美麗。記者首先到了商學院。哈佛商學院隨意進，十幾座氣派的大樓撐起來的氣場，一看就知道商學院實力雄厚。學院在暑假中，一個學生與老師沒有。中國的大學，無論北大清華南大，還是一般的大專院校，一般在暑假期間，多少還能找到幾個值班的老師或者在教室考研究生苦讀的學生。但是，在哈佛商學院，這裏一個人沒有。記者注意到，只有一個正在興建新樓的工地上還聽見有幾個帶著頭盔，身穿熒光服的身材高大的建築工人在遠處大聲說話。於是徑直走過去與他們閑聊起來。
“這是哈佛商學院給進修的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碩士和博士交流用的!是美國華人趙小蘭家族捐贈的!叫趙朱木蘭中心大樓。在哈佛，這是第一座以美籍華人名字命名的建築，”現場的建築工人見到我這個黃皮膚黑眼睛的人特別興奮，一邊跟我握手，一邊跟我大聲嚷著。
“厲害!這個樓後面還有一座新蓋的樓，也是商學院的嗎?”記者隨便問。
“那是印度塔塔集團捐贈興建的大樓，還沒到一年，就被趙家要求在塔塔的樓前再蓋一個新樓，用華人的名字命名。趙家有四個女兒都上了哈佛商學院。哈佛商學院院長很聰明，馬上同意接受捐款。”建築工人補充說，“趙小蘭的丈夫好像是一個很有名的美國參議員。”
“中美關系未來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相信有誰會把這座樓給拆了，”記者一邊笑著與這位身高至少1.9米的魁梧又熱情的美國建築工人告別，一邊暗自思忖，身子不急不慢地向哈佛廣場移動。
哈佛廣場和北京三裏屯的感覺有點像，有點文化與小情調，咖啡館、酒店、餐廳，花花綠綠。
偶爾，走過一個貌似香港人的年輕女生，膚色是香港女人的那種典型的黃，目不斜視，面無表情，帶著耳機，健步流星。高高瘦瘦的身材一看就知道是每天在健身房裏練習過的。看到這樣酷酷的年輕女生從身旁飄過。這種骨子裏的自信是哈佛新生有的氣質，跟到這裏來膜拜的大部分遊人是不同的。
“這個人以後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紮爾伯格的夫人? 年輕人好好學習，考到哈佛談個戀愛，也蠻好的。”記者這樣想。
當記者隨意走到著名的哈佛大學創始人銅像前時，仿佛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北京，到了中山公園——滿眼都是中國人圍著參觀。學校組織的、家長帶的、旅行社安排的。哈佛校長的那只智慧的皮鞋頭早被摸的“油光發亮”。既來之，則安之。記者也摸了一把那個智慧的大鞋頭，但願好運。
緊挨著銅像的哈佛圖書館門口，記者注意到也是人頭攢動，絡繹不絕，美國人很多在這裏拍集體照，畢業十年，20年的來這裏聚會拍照。也有結婚的來這裏拍婚紗照。圖書館門口跟拍電影的實景場地差不多熱鬧。中國人不少，都會走到圖書館門口探望一下裏面，然後，因為沒有門卡，進不去，笑著退去，想象著子孫某天在這裏學習讀書成才。
在哈佛校舍的樹林間，遊人、看客熙熙攘攘，記者心想，這么熱鬧，能讀下書嗎?不遠處，長椅上，一個20歲不到的少年，金黃色的卷發，皮膚白皙，沒有待眼睛，眉清目秀，捧著書，旁若無人地靜靜地埋頭讀著，一只腿盤在椅子上，一只腿在椅子邊，有節奏沒節奏的晃悠著。
過了幾分鍾，我再看那個讀書的少年，發現他還是那樣，一個人在那裏埋頭讀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這么多人中，看面相，這哥們最有點記者印象中的哈佛味道，酷酷的書呆子樣。這樣的人在哪個國家都是少數。
在哈佛閑逛了兩個小時，記者准備離開前往麻省理工的時候，不禁欣然，“有這么多中國人熱愛哈佛，醉心教育，帶著子孫來朝聖，未來的中美關系會差到哪裏去嗎?中美關系的未來未必是不確定，而是更加確定和穩定。中美是打仗的概率大，還是合夥做生意的概率大?來哈佛轉一圈就知道答案了。”
順著查爾斯河，從哈佛往東走，記者到了麻省理工大學，一個類似教堂的建築。這天也巧，裏面正在搞喜慶活動。我湊過去看看，門口的一位美國白人老太太人美滋滋地告訴我，是這裏的畢業生在這裏舉行婚禮。我定睛一看，哎呦，還是是一對黑頭發、黃皮膚的新人。真喜氣，祝福他們。
麻省理工的校園遠不如哈佛熱鬧，也沒有人家的建築顏色統一。但是，校園內部的建築很現代，一看就是高科技的范兒，但是比哈佛冷清多了。
記者在麻省理工稍作短暫停留，就去了波士頓港口附近的餐館再看民情。出租車司機是個印度老頭，他也很有禮貌，說波士頓是全美國最好的地方，麻省理工的校園也是最美的。看得出，他每天很享受自己的工作。這種狀態遠比經濟增長率是多少要溫暖。
波士頓港口，人來人往，經濟繁榮。陽光下，私人遊艇在風浪中搖擺。遠處的貨輪依稀可見。碼頭邊的餐館，生意紅火。周圍充滿了歡樂的笑聲。大家都很享受現在的時光。作為中國人在這裏漫步，沒有什么不安全感。我在一個餐館點了一份知名的波士頓大龍蝦套餐，50美元左右，廚師們現場表演廚技給顧客看。墨西哥服務員態度和善熱情。記者身邊坐著的年輕的美國女士不時微笑著點頭致意，目光友善與尊重。記者心想，“如果中美之間有什么如美國媒體深度擔憂地那種深仇大恨的話，我這個典型的中國長相的人估計會被身材魁梧的美國廚師從餐館裏直接給扔到海裏去喂龍蝦吧。可惜沒有啊。中美關系的未來並沒有出現媒體上和智庫界反映的那種民意上的對立與敵視。”
自由“反對”自由
那么，中美之間究竟有什么問題在摩擦，導致關系僵硬呢?
在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負責網絡安全的研究員告訴記者，有關網絡安全的議題需要中美之間進一步協調與溝通，有效地管理好分歧。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計算機畢業的高才生對記者表示，網絡安全的摩擦確實在受到媒體關注。但是，客觀地說，還是美國基礎設施好，能力強，中國也不弱。中美需要增加直接溝通。互聯網是崇尚自由的，但是，沒有絕對的自由，信息自由反對黑客自由。
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一場別開生面的中國藝術展吸引了許多美國人和華人，人頭攢動，他們為中國的藝術魅力和藝術曆史折服，藝術的融合讓不同的民族格外有凝聚力，中美人民的友好在一張張笑臉和一件件小藝術紀念品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記者在這裏買了英文版本的《中國畫的曆史》和《如何欣賞與解讀中國書法》。藝術自由反對沖突自由。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外交問題專家告訴記者，美國崇尚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不過，美國的偵察機在南海上空恣意自由飛翔的時候，這種窺視的自由似乎也在與美方關切的航行自由在沖突。天上自由反對海上自由。
在白宮旁的教堂裏，周五下午3點鍾，記者注意到，只有一個人匆匆做了禱告，然後就出來了。記者隨後在空無一人的教堂裏坐了十分鍾，心靈純淨。在紐約萊克星頓街旁的教堂裏，周日上午9點，陸續有虔誠的基督教徒或者夫妻，或者一人，或者全家前來禱告。教父非常虔誠的帶領大家唱教歌，還有人專門彈鋼琴伴奏。一切井井有條，真誠又放松。環境十分幹淨與整潔，難怪當年中國的文化大師林語堂選擇在安靜純淨的教堂裏寫下了一部部不朽的驚世巨作。的確，美國信仰美國。信仰自由尊重信仰自由。
記者的一位老同學在華盛頓也對美國的最近的社會自由頗感煩惱。她說，在美國，同性戀結婚也合法了，更自由了。加州的一些中小學在填寫學生性別時，竟然有7種選擇，比如，男，女，同性男，同性女，不男不女，可男可女，中性等等。這種自由究竟是社會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這位畢業於複旦大學的80後已經是美國公民，也是兩個兒子的母親。她個人非常反對這種自由，認為直接影響到她如何以後教育兩個兒子。社會自由反對社會自由。
美國的自由是矛盾的，自由反對自由也存在於國家的決策與方略的制定中，這種自由反對自由的矛盾的自由事實上在加劇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中美關系的不確定並非完全來自中國。比如，沒有知道美國究竟是要推動TPP，還是要推動BIT，還是兩邊同時下注。一個自由的方向是排斥中國，另一個自由的方向是連接中國。大家都看得清楚開局，卻無法猜透結局。這種不確定性是美國帶來的，未必是北京。
就推動中美雙邊投資協議而言，一位美國智庫研究員對記者表示，美國的精英媒體都披露了，美國國會的共和黨積極支持，白宮執政的民主黨卻遭到來自國會民主黨勢力的阻擾。這種美國政治的自由也是矛盾的。
一位北京的美國問題專家對記者開玩笑說，有時候，對於中國人而言，看美國的外交決策現在越來越像看一場NBA籃球總決賽，不到加時賽的最後三秒鍾，你都不知道最後的結局。這樣的政治競爭自由對於他國的外交與政治決策而言，這樣的不確定性是讓人“緊張心跳”的，難以適從。中美之間的摩擦，有時候，也是因為美國的一種政治自由在反對美國的另一種政治自由。
在回國前，一位美國教授問我，“有沒有看美國共和黨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
我說，“沒有，我休息了。”
其實，記者已經明白了，美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現實呈現著“自由反對自由”的矛盾特點。無論誰當選總統，對中國既不會好到天堂裏，也不會差到地獄去。無論美國政府、媒體和智庫如何公開指責與批評中國，美國都掙紮不開對中國骨子裏的難以抗拒的、執著的“暗戀”。
的確，這個世界需要領導自由，但是，自由的領導未必就能領導自由。
就領導世界而言，自由反對自由。
隨意，隨緣，不爭，無為而治。(記者 魏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