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斯坦福醫院的急診醫生格雷格·吉爾伯特（Greg Gilbert）剛結束了又一個連續六個夜班回到家里。這位又困又餓的單身父親正想著抓緊時間睡個午覺好在下午能趕得及去前妻那里接他三歲的女兒。

　　這時，他發現藍圍裙（Blue Apron，美國一家食材配送服務公司）的一個紙盒，里面有做飯的所有材料。還有一個外賣訂餐網Munchery寄來的黑色的袋子，里面是即食食物。這意味著他中午不用再吃快餐漢堡了，也不用浪費時間想晚上做什么再到商店采購，可以直接用這些食材準備晚飯。省下的時間可以多陪陪孩子。

　　不僅如此，吉爾伯特的家里也被打掃的干干凈凈，要寄給助手和生活導師的感謝卡也已經有人幫忙寄出去了。

　　不是“田螺姑娘”，是醫院福利！

　　情節有點像田螺姑娘的故事，但實際上，這些食材和服務都是斯坦福大學醫院急診部的福利。

　　這些飯菜、打掃還有其他一系列的服務（照看孩子和老人、訂電影票、撰寫申請、取干洗衣服、演講訓練、網絡支持等）是斯坦福大學醫院一項創新項目--“時間銀行”的一部分。該項目旨在在于緩解急診工作人員工作和生活之間的沖突。

　　醫生平時培訓新人、在委員會任職、臨時接替同事或進行急診等的時間可以“存”起來，并將這些時間換成積分，用于換取工作或家庭相關的服務。

　　吉爾伯特說：“這樣以來時間更自由了，而且陪孩子的時候不會那么疲憊，時間也多了，我終于成了自己一直希望的父親的樣子。”

　　斯坦福的“時間銀行”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試點項目，其所需的25萬美金主要由斯隆基金（Sloan Foundation）支持。該項目大大提升了醫生的工作滿意度，改善了醫生們的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協調。此外，斯坦福大學醫院申請的科研項目也有大量增加，通過率也比以往更高。實施該項目之后，斯坦福大學醫院的急診中心今年第一次沒有新增人員，因為沒有人離職。

　　醫生壓力山大，工作生活不平衡

　　斯坦福這個項目的目的很簡單：改變當前醫生工作和生活不平衡的現實困境。

　　美國醫學會雜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比其他行業的人員平均每周多工作10個小時，將近40%的醫生每周工作60個小時以上。

　　更讓人驚訝的是，每兩位醫生中就有一位有至少一種過勞癥狀，醫生對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不滿是其他行業人員的兩倍。在學術性醫學院工作的員工，進入職業生涯的前十年內，10個醫生中有5個離開，其中4個會徹底離開學術醫學這個行業。

　　這也使得醫生缺乏空前嚴重。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預計到2025年將會出現9萬名醫生短缺無法彌補。

　　凱倫·賽博特（Karen Sibert）是一位麻醉學家，同時也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2011年寫給《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大肆批評了醫療行業中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得不到平衡的問題，她寫道：“我認為，如果是記者、大廚或律師選擇加班或辭職沒什么，但是醫生不一樣。患者總得有人照顧。”

　　工作生活失衡需要重視

　　現在主流的認識還認為工作生活問題并不是醫療文化中的大問題。

　　負責“時間銀行”項目的心臟病專家漢娜·瓦倫丁（HannahValantine）說：“醫護人員工作生活之間的失衡仍被認為是醫療行業的一個次要問題。還沒有人將解決這種失衡作為提高醫療質量的一個措施，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必要的決定。”

　　現在格雷格·吉爾伯特可以坐在干凈的廚房里，細細品味牛排沙拉。但是他也曾因為工作和生活沖突問題離開過學術醫學。吉爾伯特說：“這個項目開始之前，我已經感到自己疲憊不堪了。長時間的工作也使我的上一段婚姻出現了問題。”

　　當然，像吉爾伯特這樣的醫生肯定付得起時間銀行提供的這些服務。但問題在于，他們忙得都沒時間去預定這些服務。吉爾伯特說：“很多時候你會感到，你工作的單位根本就不關心你。你會想‘我不過是在消耗自己，為什么啊？我錯過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這個項目是真的聽到了這些聲音，這也是它奏效的原因。”

　　家庭和工作不能兼得阻礙女性職業發展

　　最初，這個項目的開始原因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院長飛利浦·皮佐（Phillip Pizzo）發現，那么多有天賦的女性醫生（也包括他的女兒）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放棄有前途的研究和其他職業道路。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醫學院畢業的學生中有一半是女性，但是醫學院的全職教授中只有19%是女性，而醫學院的女性院長只占11%。

　　時間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學術界中的男性和女性工作時間相等，但是男性有更多的時間申請項目和做研究，所以比較容易升職。而女性不僅在家里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和照看孩子，工作中大多數的時間也用在了教學、指導、擔任委員（為了平衡男女比例）等，用于研究的時間很少。

　　提出“時間銀行”的詹尼弗·雷蒙德（Jennifer Raymond）表示，通過對這些工作的補償積分，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承擔這方面的工作。這樣以來，女性就可以集中更多精力做研究。

　　醫院的“鐵人”文化讓醫生有假不敢請

　　你可能會說，醫生也是人，也有假期的。他們可以請假啊。

　　不錯，皮佐在尋求解決方案時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小組分析發現，只要能想到的“家庭友好”政策，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指南中都有：帶薪產假、公休假、彈性工作選項、加班福利等。但問題在于：沒有人用它們。

　　該小組請來了一個創新設計公司--Jump Associates。他們用影像的方式記錄醫生的工作，采訪員工做筆記等。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政策都違背了斯坦福的核心文化：出色的工作必須竭盡全力，每時每刻。

　　醫院傳統文化都稍顯冷酷，其宗旨就是“多工作，少生活”。

　　瓦倫丁說：“醫生和科學家們都害怕自己想用了這些政策就被認為對工作不認真，給他們帶來一些后果。”

　　對癥下藥效果顯著

　　為了改變這種觀念，斯坦福大學醫院啟動了這個試點項目。最初該項目有來自基礎科學和5個臨床醫學部門的60名醫生參與，項目為他們提供了職業規劃部門，讓彈性工作“正常化”，并且創造了時間銀行。

　　參與該項目的神經生物學教授湯姆·克蘭迪寧（Tom Clandinin）認為這個項目對自己的幫助不是一般的大。最開始他用自己為25個學生委員會指導“賺得”的積分“購買”寫申請表的服務。這幫他為自己的項目申請到了更多的資金。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后，他開始用積分給自己和同是醫生的妻子“買”外賣。

　　瓦倫丁稱，該項目的初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醫生和科學家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上都有改善，斯坦福員工的滿意度也提升了近60%。

　　項目參與者共提交了22份項目申請，通過率為41%，總金額達4000萬美元。這些錢完全可以覆蓋該項目的花費。

　　此外，自愿臨時接替同事加班的人數也有明顯提升，達到83%。越來越多的員工開始關心自己的健康和休息，有時間與同事討論問題的員工比例也從9%升至55%。此外，以前感到斯坦福支持自己工作的女性比例只有29%，現在也上升到了57%。

　　瓦倫丁說：“這個項目很有前景。我們不是要降低成功率或標準，而是通過關注工作與生活之間的沖突問題改善醫生狀態，達到更好的執業效果。”

　　解決方案不一定貴的離譜

　　馬克·林茨（Mark Linzer）研究了20年醫生過勞問題，他表示幾年前過勞率達到了50%，醫療機構才開始關注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沖突問題。

　　林茨是美國漢尼波醫療中心（Hennepin County Medical Center）普通內科的主任，他說：“這些機構都覺得必須要采取一些重要的、大膽的、昂貴的項目，但是重大項目并不一定意味著昂貴。只要認真聆聽到員工的聲音即可。聆聽，采取特殊的行動，然后觀察效果。”

　　斯坦福大學醫院急診科的前主任保羅·奧爾巴克（Paul Auerbach）說：“在我看來，這個項目太贊了，花費還不到預算的1%，性價比相當高。”

　　其實不難看出整個項目的核心就是：幫醫生解決工作中不必親力親為的小事，并且幫助他們安排好生活。最終醫生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其執業水平自然得到保障，這是醫生和醫院的雙贏。

　　在國內，醫生過勞問題的嚴重程度一點都不必美國低。這種模式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