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入选过高中教材，是鲁迅作品里为人所熟知的一篇文章。它以回忆的方式，记录了鲁迅思想的转变。阅读它，可以清晰地帮助我们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转变，找到鲁迅文学创作的根源所在。文章塑造了一个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人生的鲁迅，展现的是鲁迅自新的一面。

　　《破恶声论》则采用一种比较古雅的文章样式。由于鲁迅使用的是生涩难懂的古文，故历来关注度较低。但凡研究鲁迅者，对此文阐释均言之了了。汪晖以为，这篇古文是鲁迅有意识创制的一种文章形式，它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古文（即文言文），而是古文论文。它的古文形式包含了对“文言文”的反动，是对当时流行语言体制的根本否定。他是以“古”的形式反叛着“旧”。

　　“伪士可去，迷信当存”，是鲁迅在《破恶声论》里要破的恶声之一。鲁迅试图以自我实现和自我启迪方式，找出未来中国的出路，所以他选择一种古奥的文章样式来对抗着时文。在鲁迅看来，宋以后产生的文章样式，是伴随着科举制度化而形成了一种有文无质的语言。他要做的，则是造出怪句子和古字，回到更为纯粹的古文形式中来，借以批判宋以降而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

　　鲁迅的这种思想根源于他的老师章太炎。鲁迅在日本的时候，曾对太炎先生执弟子礼，听过他专门讲的《说文解字》课。而章太炎坚持以古文字来排满，以学术精神来观照政治，内心深处浸染着深切的爱国情。章太炎这一情怀也深远地影响着鲁迅，使得他一度热衷于古文写作。《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均是那时候的作品。在文章里，鲁迅所要批评的“恶声”对象有二：一为“国民”，二为“世界人”。同时，他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启蒙者会利用启蒙为幌子，将中国人引向另外一种愚昧当中。于是，鲁迅以“心声、内曜、白心”作为出发点，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著名论断。这就区别于当时流行革命志士眼里的启蒙与革命。

　　年轻时的鲁迅，是有着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固然与他成长经历有关。但我想，更主要的还是他不从众与不盲信。晚清以降，破迷信和破宗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潮流。而破迷信和破宗教的背后，是对“国家–民族”概念的不认同。而迷信与宗教根源的是古人虔诚的信念，是“心声、内曜、白心”之念，是基于“心声、内曜、白心”之上而产生的超越生产的需求。说到底，迷信和宗教是维系国民“国家–民族”意识的根本所在。鲁迅以为，与其要“破其信”，不如“正信”。即以科学、公理、文明、进步来引领大众，让他们从迷信中超脱出来，进而有着更高的精神需求……

　　通过对这两篇经典文本的再解读，汪晖试图帮助我们重新找到鲁迅思想根源之所在，找到那特殊的文化语境里，鲁迅存在的意义。

　　鲁迅曾说，三十岁以前的人不太容易读懂我的作品。大意是，要读懂鲁迅，需要的是丰厚的现实人生经验。鲁迅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这自然与他成长经历有关。他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能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敏感的人，是易于走向偏执的。而鲁迅却是少有的几个不偏执的人，这与他对立矛盾统一的思想相关。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论及鲁迅的时候，提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而要立人则须得先立己。

　　鲁迅思想的形成，其实，有着一个漫长进化的过程。早年间，他做过很多梦。其中，有一个便是渴望成为“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只不过，这样的梦，随着年龄的日长，便生成了使人“分外寂寞”的苦闷情绪。

　　早年的鲁迅，思想是复杂的，杂糅了西方浪漫主义、虚无主义以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和尼采主义。而这种复杂，有的几乎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要拼命否定自我，另一方面却要不断确认自我的存在。对此，汪晖在书里曾这样评述着：

　　鲁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民主专政”这个由两个对立的词结合起来的概念的准确性。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跟西方不一样，但两者都透露着一种大众型专政的消息：消费的、舆论的、各种各样的以大众的名义施行的专政。鲁迅惊叹：“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当自由变成一套叙述广泛流行的时候，自由早已没有了。

　　再回到《〈呐喊〉自序》中来，鲁迅的文学自新源于他的思想上的“寂寞”。因为，在“旧文”里（抄古碑）待久了，鲁迅日渐感觉他个体生命的孤独性。而“革命”胜利以后，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幻灭。这种“新”的幻灭，一度使得鲁迅彷徨，站在一边冷眼观之，直到好友钱玄同(金心异)的劝说，他才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呐喊”。鲁迅的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汪晖将其归结为“寂寞的能动性和呐喊的被动性”，并由此而进一步阐释鲁迅文学的本质是“反抗绝望的文学”。

　　而“反抗绝望的文学”，是拒绝胜利的，并且没有尽头，看不到方向。

　　鲁迅正是这样在不断否定的自我矛盾中，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