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場 劇烈波動之后,中國各界似乎進入了深度迷茫和憂慮期。迷茫是對于改革的未知,憂慮是對于經濟增速、PMI、銀行壞賬的擔憂。當前到底是不是中國最艱難的時刻?改革究竟要如何推進?
10月10日,正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恢復建院三十周年,“首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也在復旦大學謝希德報告廳舉行。本屆論壇主題為“危機、轉型、創新、動力”,國內各界首席經濟學家校友齊聚一堂,為中國改革獻言獻策。其中包括:中國銀監會國際部主任、雷曼兄弟原宏觀經濟學家范文仲,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趙揚,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丁爽,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等。會議分別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蔣昌建主持。
范文仲:
當前不是中國“最糟糕的時期”
范文仲表示,當前遠不能稱是“最糟糕的時期”。“我們遠遠經歷過比這個更糟的時期,上世紀90年代初的治理整頓時期,我們面臨高通脹、負經濟增長的風險;再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那時中國銀行壞賬嚴重,外部統計達到20%以上,但是我們都挺過來了,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
回顧歷次經濟破局,上世紀90年代的證券市場重啟和浦東開發為增長注入動力;亞洲金融危機后的中國加入WTO以及房地產、商業銀行改革,使得中國再度迎來十年黃金期。“因此有一定經濟增長的壓力并非壞事,因為改革都會改變既得利益,反而壓力會給予我們更大的發展動力,因此當前是中國經濟轉型積蓄力量再出發的重要時期。”
問題來了,此時改革和增長動力從何而來?范文仲指出,這需要從經濟分析手段進行考量。“如果仍用凱恩斯‘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理論,便無法找到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因為投資增長會造成結構惡化,進出口當前為負增長,消費一時仍難以主導。”范文仲稱。
“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型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分析框架。真正要說長期增長,應該用新古典的增長模型,即索羅模型(SolowModel),它的經濟增長是根據L(勞動力)、K(資本)、A(技術)這些長期的要素來推動的。”
范文仲表示,從勞動力L而言,當前人口紅利在減少,維持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將會使得人口結構進一步惡化,老齡化的問題會加速到來。“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做一些調整,全面放開二胎或在醞釀,這對國家經濟增長動力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改革決策。”
那么資本K從何而來?“就是通過改革把以前沒有利用的這些經濟資源明確產權,建立要素市場,使它變成資產,然后引入金融杠桿,使其可抵押、可貸款、可投資,把資產變成資本,那么這個K就有了。”
至于技術A,范文仲認為互聯網信息科技對經濟技術的影響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好比又一次工業革命的前夜。
趙揚:
消費率上升是最大的改革動力
對于中國改革,趙揚則認為消費率上升是最大的動力。
他表示,中國的消費率大約是52%,全世界平均是75%,這是全球罕見的低消費率。“52%當然是有統計數據上的誤差,如果做一些專業修正,中國實際消費率按照國際口徑可能在60%左右,但也顯著低于全球平均,我認為未來消費率每年能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
趙揚認為,在投資放緩、經濟下行的過程中,自動帶來了平衡機制,消費占比會上升,它也自然會帶來改革的動力。“為什么說投資推動的經濟不太容易帶來創新?因為投資主要的執行人如地方政府、開發商、大國企,我如果是一個企業家,我在地方政府里有一個好朋友,就可以做生意了,為何要創新?但當消費占比上升的時候,你面對的是千家萬戶的消費者,沒辦法和他們拉關系,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善你的產品和服務質量,這只能通過壓低你的產品價格。”
而上述所有只能通過創新來實現,“現在經濟中創新能力這么足,所以我覺得改革動力從宏觀角度來說是非常巨大的。”趙揚表示。
丁爽:
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
近期,全球對于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此前路演密集的丁爽也感受到了這一預期,“在歐洲、美國、新加坡,90%的投資者都預期人民幣要貶值。”不過,丁爽認為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并從經常賬戶和貿易賬戶以及資本流動加以分析。
“一個是看經常賬戶和貿易,很多人覺得中國的貿易已經失去了競爭力,中國的出口從20%到30%的增長降到了-2%,但看一下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今年前8個月出口加權平均增長率是-5%或者更加負。”
他表示,即使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過去12個月漲了12%~13%,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增長還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從這個角度看,還不能說中國已經失去了競爭力。”
從資本流動而言,如果資本流出很大,其至少在短期內會對匯率造成壓力。但他也表示,從實際的風險對沖的角度,資本外流是有一個限度的,最可怕的是投機性的外流,這是沒有任何上限的,“但是中國并未開放資本賬戶,而且最近央行所采取的行動也是對于投機性的資本外流實行了更嚴格的管控。”
林采宜:
美元在三年內將維持升值大趨勢
由于8月11日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全球資產配置的需求進一步凸顯。盡管人民幣大幅貶值預期有所減弱,但從理財角度而言,未來的趨勢又應該如何把握?
林采宜指出,“大類資產配置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國別配置,其實選擇標的不如選擇經濟體,所以從目前來看,美元資產是目前宏觀周期下最推薦增持的一個資產品種,因為國別配置首先必須涉及到一個最重要的函數,就是匯率問題。”
她表示,美元在未來的三年會持續保持一個升值的大趨勢。首先從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狀態是全球皆松,唯美國從緊;從長期角度來看,貨幣匯率的長期走強需要三個條件,一是相對快的生產率提升,二是從緊的貨幣政策,三是相對高的風險偏好。
第二,短期利率的上升趨勢也已經形成共識;第三,風險偏好在促使美國的企業信貸回升。“美國經過五年的去杠桿,現在它整個的企業、家庭負債率已經降到危機以前的平均水平以下,它的經濟擴張的空間是相對比較寬松的。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現在企業的負債率是非常高的。一個是去杠桿結束、可以加杠桿的開端,另外一個是在去杠桿的過程當中,這一松一緊可以看出來兩種貨幣匯率的基本走勢。”林采宜分析稱。
不過她也強調,8月11日后,央行維護人民幣匯率的能力是強勁的,且最后貶值預期也已經減弱,加之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可隨時調整,這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這種情況下,雖然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和美元之間是既定的,但其幅度和節奏還是可控的。”
沈建光:
國內對TPP的解讀有點負面
對中國而言,改革和開放從來都應該同步推進,加入WTO是中國融入全球貿易的一大躍進,而眼下的另一大熱詞則是TPP。
“TPP是美國很明顯的‘重返亞太’戰略,但目前的解讀有點太負面。我個人看法是,現在對TPP應該是作為一種動力來處理,所謂的TPP對中國的威脅還非常遙遠。”沈建光指出,美國國會在通過TPP上面臨阻力。
此外,沈建光也表示,“當時中國政府加入WTO壓力是巨大的,認為加入WTO就要對美國開放農產品、金融和汽車市場,這三個行業都是滅頂之災。但是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這三個領域在中國發展都非常快。進入WTO后,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不過,沈建光也表示,“除貿易外,美國逐漸發現有很多投資方和服務貿易的規定,在WTO中沒有硬性規定,所以TPP是一個新的規則,主要跟服務貿易、投資環境有關,這里包括國企體制、仲裁,都做了巨大的改變,而這個方面也表明中美大國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