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年會昨日在秘魯利馬落下帷幕。研判世界經濟形勢、探討全球發展對策、討論國際稅收合作等成為主要議題。

　　作為全球經濟發動機之一，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不斷提升，中國經濟也成為熱點議題而廣受關注。

　　對于世界經濟，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下調對全球經濟增速預測至3.1%，這是過去12個月以來的第四次下調。

　　IMF預測，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信貸增長過快，政治動蕩和面臨通脹加劇等多重因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在2015年將連續第五年出現下滑。

　　對于中國，IMF維持了2015年和2016年經濟增長6.8%和6.3%的預測不變。

　　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出席此次年會新聞發布會時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可預期和可期待的，同時轉型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

　　會議間隙，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全球經濟形勢、中國經濟轉型、深化國際稅收合作和氣候資金等熱點議題，接受了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媒體專訪。

　　樓繼偉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形勢并不樂觀，中國的經濟轉型是一個健康的調整，在把經濟保持在一個可預期空間的同時，中國將繼續推進內部的結構性改革。

　　作為2016年G20峰會的主辦國，樓繼偉對記者透露，財金議題設計的前期工作已經展開。中國將在保持G20財金議題延續性的同時，引入新的重點和元素，例如金融穩定、擴大投資和結構改革等。

　　樓繼偉稱，下一階段，將與G20各成員國和國際組織進行廣泛溝通，聽取各方意見，為明年中國成功舉辦G20峰會做好財金政策準備。

　　全球問題在發達國家復蘇乏力

　　第一財經日報：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下調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至3.1%，較7月時的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其中部分原因是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可能連續第五年出現下滑。你如何看待當前全球經濟形勢？

　　樓繼偉：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這一提法是相對的。

　　若以中國為例，相比2009年至2011年我國10%的經濟增速，現在7％的增速是放緩了。有些國家幻想中國經濟增速還維持在10%，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持續的。7%是非常高的增長速度。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50％以上，支持了全球經濟復蘇。這么長時間過去了，現在應該是發達國家更快地復蘇，以給發展中國家一些外部的需求。

　　在我看來,問題不在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仍舊復蘇乏力。歐洲的一些結構性改革已略有起色，但其現在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和難民的沖擊是很難解決的問題。美國經濟雖有復蘇，但基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它應該承擔全球責任。美國還到不了加息的時候，全球責任之下它也不可能加息。日本又換了“新三支箭”。所以，整體上全球經濟情況并不是很好。

　　日報：雖然IMF下調了對全球經濟的增速預期，但維持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6.8%的預測不變。拉加德也對中國的經濟轉型表示肯定。您對此有何看法？

　　樓繼偉：中國經濟像2009年和2010年那樣的超高速增長是不可持久的，過分依賴政府投資和房地產也是不可持久的，所以自然需要結構性轉型和發展動力的轉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健康的過程，但這也是一個敏感的時期。中國政府需要做一些精準調控，將經濟保持在一個可預期的空間，與此同時，繼續推進內部的結構性改革。我們言出必行，我認為國際社會包括拉加德等人也是認可的。

　　發展中國家是轉移定價的受害者

　　日報：此次年會期間，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簽署了一攬子行動協議，旨在打擊“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asedErosionandProfitShifting，下稱“BEPS”)行為，推進整體、統一、協作的國際稅務改革。在全球稅改方面，我國會有哪些舉措？

　　樓繼偉：這是一個國際性的稅改，包括BEPS和稅收信息交換等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產生常常是緣于各自國內政策所造成的稅收洼地，甚至國際稅收的洼地，從而產生了BEPS。因此，大家一致認為執行和落實是有難度的。落實的時候很大程度上要先解決各自國內存在的問題。

　　比如轉移定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是轉移定價的受害者。舉個例子，同樣的東西賣到中國來，價格會貴很多。按照稅收的原理，應當在利潤的發生地繳稅。在中國東西賣得這么貴，又將利潤轉移回國交稅，這就是BEPS。在我這兒賣得貴，在我這兒產生的利潤就應該在我這兒交稅，就這么簡單。

　　所以，要做的工作很多。好在這次作為財長們的一致意見，要提交峰會給各國首腦確認。大家都認為首先要做好本國自己的工作，同時加強稅收的合作。

　　日報：協議的落成其意義何在？

　　樓繼偉：首先是公平，公平競爭是最重要的。雖然各國的重點不一樣，但都強調要公平，從而使全球的稅制有一個一致的、規范的方向。有一些國家有意地做成稅收洼地。在行動協議的執行過程中，一些稅收洼地已經逐步地淡化掉，不再存在了。當然，真正把那些洼地都解決還涉及很多利益，要看大家能不能有共同的決心來解決類似的問題。

　　200億南南合作基金是重大貢獻

　　日報：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于今年年底在法國巴黎召開，各國十分關注氣候資金問題，您對此有何看法？中國在其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樓繼偉：今年11月份就要在巴黎召開氣候變化大會。根據哥本哈根協議，發達國家分步到位，承諾到2020年每年要動員1000億美元的氣候變化資金來支援發展中國家。這次會上個別機構提出了一些換算公式，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但其中計入算作發達國家履行承諾的部分，算得稍微多了點，不是那么科學。我們希望更為平衡。距離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還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能不能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來計量發達國家應有的貢獻？這個問題剛剛提給財長們，還沒有共識。

　　而中國呢，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國正在大規模地減排，我們幾乎是唯一一個承諾到2030年減排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另外，我在會上也提到習主席宣布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最不發達國家來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基金將和發達國家貢獻的資金相聯系，來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建立起利用這些項目的能力，比如做可行性研究、前期工作和配套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這是中國的重大貢獻。

　　其次，我們和發達國家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要先實現自己的承諾，200億元人民幣的南南合作基金是與之逐步配套的。

　　我們是“南”的一方，同時要幫助更窮的“南”來用好發達國家的錢，去做好項目。

　　明年G20峰會將關注金融穩定

　　日報：中國作為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主辦國，在財金議題方面我們有何設想？

　　樓繼偉：G20的“三駕馬車”結構，即上一年主席國、現任主席國和下任主席國的“三駕馬車”機制，中國從12月份即將接棒。這是一個帶有延續性的機制，因此明年我們首先會繼續保持傳統議題的討論和落實，并在此基礎上突出一些重點。

　　傳統議題上，當然每次都要討論宏觀經濟形勢。比如國際稅收問題分兩點：BEPS和稅收信息交換。現在大家已經達成了一個行動協議。明年我們的重點就是如何落實和實施。

　　此外，還有金融穩定的問題。G20會議升級為峰會緣于雷曼兄弟事件后出現的金融危機，因此維護金融健康始終是一個題目。當然，雷曼兄弟事件爆發也證明了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是有弱點的。如何來克服和補救這些弱點，這是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最近，大家都認識到全球缺乏投資。澳大利亞擔任主席國時提出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的概念。中國也在方興未艾，想辦法擴大投資。

　　另一個題目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看到歐洲的分化——那些表現好的國家都是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的；仍舊不行的，就是結構性改革那關過不去。所以，結構性改革將作為一個重點。我們想歸納出一些可度量的指標。這是技術問題，大家還要討論并取得共識。

　　日報：參與這次年會，您有一些什么感受？

　　樓繼偉：與年會有關的是新老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新機構是新開發銀行（NewDevelopmentBankBRICS）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下稱“AIIB”），今后可能還會有更多，和老的國際金融機構比如世行，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新的機構是補充也是促進。新機構的產生促進了世界銀行擴大其貸款規模。過去兩年，世行的貸款承諾額增速較原來快了許多，這是好事。

　　我們會學習老的金融機構一些好的做法。但是一些官僚主義、繁文縟節和過分苛刻的貸款條件，我們是不學的。世界銀行也希望能從中獲得動力來做一些改革。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相互學習的機會。中國是兩個新機構的股東，而且AIIB我們還是第一大股東，要發揮我們的作用積極往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