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董奇先生，我也想感谢莫言先生邀请我来，特别感谢莫言先生刚才对我的介绍，我也想感谢许钧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也为这次来访做了一些准备。

红楼和水浒帮助我探索中国思想

在让我谈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中国作家之前，我想谈谈与中国的首次邂逅。那是在1967年我服兵役的时候，我在军队里接受过一些短期的培训，因此我获得了资格可以参加戴高乐将军发起的合作项目，所以在1966年起我就在准备这个服务项目的相关申请材料。

当时，法国在美国之前向新中国敞开了外交之门，并且招募老师在中国来教法语，虽然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了解得非常少，但是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了我选定的目的地，现在我还依稀地记得出发参加该项目之前那几个月的情形，那一年尼斯的夏天特别地热，傍晚天空上一片橙色，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国的天空的颜色，我把它当做一种好的兆头。

可惜事与愿违，法国的外交事务管理部门继承了所有行政部门的传统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没有去成中国，去被派往泰国，我自然是十分失望的。不过在曼谷，我却有幸结交了一位中国籍的学生，他带我了解了不少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文字，还带我去看了京剧，我在曼谷看了几出比较经典的剧目，还有一部不那么经典的《白毛女》，我还在法国文学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部戏。中国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吸引着我，当然是因为它不同于我自身的文化，它很新奇。但同时，也因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的特质，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化大异其趣。

我还特别喜欢中国的音乐，爱它灵动的节奏，虽然对一个不太习惯的听众而言，有的时候它的音色不那么和谐。我利用在泰国一年的时间，学了一些中国汉字的基础，总之，这成为了我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虽然很不完美但却让我着迷，让我渴望了解更多。

后来几年我被派往了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墨西哥，我继续寻觅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首先是通过阅读和研究中国的一些哲学经典，像《孔子》、《孟子》和《道德经》。不少法国我在尼斯有一个朋友信奉道教学说，所以我有时候和他一起学习道家的有关文章，并就内容仔细地进行探讨。当时，中国正经历文革，不少法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为这场运动所倾倒。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追随这个热潮，因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我觉得孔子和道家之说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

后来感谢一位法国的汉学家的付出，让我读到中国名著的法译本，一本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一本是传奇小说《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之间的迥然不同，一部是描写理性的人在偏远的县州面对政治动荡与命运的思考，另一部是把我领入到世家大族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恩怨、角力和乐趣，而且这部视角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不同于《水浒传》对草莽英雄的描写。

刚才那两部小说的两种视角在我看来却有共通处，他们能让我进入文化的内核，让我心往神驰地在中国文化中历险，读到这些作品，我觉得那场让我失望至极未能成行的旅行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阅读都比坐飞机、坐火车更能助我探索中国思想。当然，那本书说的不是当代中国，这个空白在几年后我第一次读到老舍的作品，那是保尔·巴蒂的译作，法国版题为《北京人》。

文革中的老舍体现着那代作家的共同特征

老舍的故事有很多，对我都有一种启迪，故事写的是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颇有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神韵。我迷上的伤怀之感却是老舍特有的，我对小说《初雪》印象特别深刻，它写的是一个女人受婆婆虐待最终自杀的故事，老舍最有名的小说《骆驼祥子》，法文翻译成《人力车》，读过以后我确信，老舍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之后不久，我应邀为保尔·巴蒂翻译的《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序，风趣、幽默与深刻的心理刻画贯穿老舍这部小说的每个段落。

年轻的时候老舍曾居住在英国，对狄更斯也进行过研究，诚然，这两位作家都倾向描写民众的悲惨生活，也贯于刻划同样的社会典型，揭露富人的自私与权力和腐败，但老舍却在他的小说中加入了一种天生的讽刺感，全由他对胡同生活的细致观察而来。他笔下的小崔还有那个脸蛋发红、身材圆胖、外号“大赤包”的丑妇，就像斯克鲁奇（编者注：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著名的吝啬鬼形象）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而老舍不同于欧洲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与记忆的关系，作为出身满族的作家，心头终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伤与对他个人记忆的记忆，以及他们一家在运动中的记忆紧紧相连。他与世界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一样，像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怀抱忧愁，面对我们写作之时已不复存在的世界的忧愁。老舍的那种忧伤我敢说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已经属于正在消失的族群，作为法国裔的毛里求斯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骄傲、称雄一方，却被现代性的浪潮全部吞没，我对老舍的兴趣很快促成了我去见他的夫人。

作家老舍1966年去世，官方死因是自杀，但也有可能是被红卫兵虐待致死。他们同时还毁掉了老舍的大部分藏书。老舍死后，老舍的夫人艰难地活了下来。我从老舍的故居，一直走到发现他尸体的湖边，这让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我想起作家老舍，1966年答美国记者问时所说的有关文革的最后一段话，不尽忧伤，却又无比睿智：“我不能写这场斗争，因为我不能像一个学生那样感受和思考。我们这些人，都是过去的人了，我们无法为我们现在是谁而请求宽恕，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向他们解释是什么造就了我们。而且我们还会去鼓励年轻人，找到他们自己通向未来的道路”。我觉得，这段临终之言，夹杂着绝望、希望，是那一代作家的共同特征。

莫言的老屋让他的小说更真实有力

我和中国文学的相遇还在继续，年复一年不断加深，特别是我有机会在南京大学开课，这还得感谢我忠实的译者和好朋友许钧先生。住在江苏的日子里我深受启发，因为我有幸住在了盛产优秀作家的土地，比如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还有《大地》的作者赛珍珠--赛珍珠是我住在南京相隔80年居住的“近邻”。

可是最打动我的，莫过于去年和莫言先生一起去他小时以及青年时期居住的地区高密。我看到了给莫言灵感写下了《红高粱》的高粱地，还参观了高密县为作家莫言设立的文学馆，在这趟旅行中最动人的时刻，还是去看莫言出生的老屋。简陋的房子还是30年前莫言夫妇离开的样子，那时莫言在此写下了他早期的作品，小屋的地是土，窄窄的砖墙裸着没有墙漆，它给人极度贫困的感觉，但同时让人感到希望，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看到莫言夫妇二人如何通过坚强的意志，创造全新的生活，激发出文学的才情。莫言小说中的每一个字因此在我看来变得更加地真实、更加地有力，因为无论《红高粱家族》还是《檀香刑》，都在这片景象中生根，都扎根于这座泥扎的老屋。

在这份中国文学心藏的最后，我必须提及一位新生代的小说家，毕飞宇先生。我们在南京有数面之缘，我很欣赏他的作品，从《三姐妹》到《平原》，他展现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并通过对古代年代的讽刺，塑造出一个个活灵活现、自然逼真的人物，这与关于中国现实的种种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特别喜欢听他讲童年的经历，说他对写作的发现。他说自己小的时候非常痴迷文字，甚至把一个个汉字画在农村的田间地头，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战后法国也感受过的那种写作的冲动和渴望，那个时候我只有一本用过的旧的定量购货证和木匠用的铅笔头，最早我正是用这些写下了我最初的文字。

墨子比孔子孟子更接近自然和人民

在演讲结束之前，我还得说说我在南京大学开课时发现了的一些作品，其中最让我惊喜的莫过于读到思想家墨子作品的英译片断。接触过道家与儒家的一些思想后，我一度曾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大致的脉络，可是我发现墨子的思想非常深刻，并在人类智慧的场合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墨子比孔子、孟子更接近自然，接近人民，他讽刺朝政的文章《非乐》在现在看来依然有着惊人的现实意义。

但墨子不仅仅是道德家，他还是发明家，他造出的暗箱正是2500年后照相术与相机发明的基础。他注意到水中寺庙的倒影穿过小孔后二次成像，由此首先归纳出了光的折射原理，这项发现最终通过阿拉伯和希腊世界，最终抵达欧洲意大利，催生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名作，特别是达芬奇和卡纳莱托的作品。在当今世界用这一原理获取的图像随处可见，这归功于墨子于公元前600年的首次发现。

中国诗歌是凭想象展开的诗兴冒险

今年我将和南京大学的学生一起完成一本中国诗选的阅读，它将带领我们从汉朝最早的诗歌创作之一--相传为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我们将从这首诗歌出发，走过唐诗，阅读杜甫、李白和王维，最终触及当代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