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国语，严格来讲，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判断，意思是北京方言来自满语，并非纯粹的汉语。此观点在清末民初影响甚大，至今余风尤烈。

　　确实，北京方言中有大量满语借词，比如邋遢、猫儿腻、捅娄子、作践、麻利、哈喇子、姑娘等，此外汉语第一人称复数历来只有“我们”，而“咱们”则出自满语，此外汉语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上向无敬语，“您”“怹”（音贪）也来自满语。

　　据明末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记载，当时北京没有zh、ch、sh等音，这似乎也是北京话不纯粹的“证明”。再有就是“儿化音”，在八旗驻军的青州、德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均有，疑似出自满语。且北京话的声腔、音韵与郊区完全不同，却与黑龙江语音相似，明显受到满语影响。

　　此话题当年太平天国也曾提及，洪秀全在诏书中说：“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但，这些说法并不成立。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曾明确指出，满语中并无儿化音，全国使用儿化音的地方也远多于八旗驻防地，况西安、青州等地虽有儿化音，但方言与北京话相去甚远，岂有只传儿化音不传其他之理？事实上，明末文献已有比较完整的儿化音记录，可见这是中原语音自身发展的产物。

　　那么，北京话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话有两个源头，一是南京官话，这是元末和明代北京的主要语言，二是盛京（即沈阳）官话，这是汉八旗的主要语言，加上汉人奴仆等，清初驻扎北京内城的人口中，汉人占了42.6%，故瀛生先生说：“清初八旗汉军将辽东语带到北京，形成清代北京话。”

　　清代初期，因大量使用汉员，官场仍以南京官话为主，随着它与盛京官话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北京官话，据西方外交官观察，至迟1850年左右，北京官话已压倒南京官话，成为官场的通行语言。但当时不同阶级的北京人所说的北京话颇有不同，官场文人偏南京官话，贩夫走卒偏盛京官话。

　　190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是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标准之始。

　　北京话音高，且有些音南方人不易分辨，致一些人对此存抵触情绪，但将语言与当时政治环境结合起来，甚至附会成外来语言，这就不够客观。

　　其实，在元杂剧中就有不少后来北京话的影子，但那时北京通行的是北方方言，元中后期统治者曾想将其设为官话，但未成功，只好易以南京官话，但这至少可以证明，北京话脱胎于北方方言，后兼收并蓄了南京官话、满语、蒙语等的精华，所以生动活泼、表现力强，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北京涌现出这么多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