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权主义分三个阶段：1，第一代女权主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2，现代女权主义（20世纪初至60年代）。3，后现代女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至今）。

一，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它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O.de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1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宣言后来成为女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792年，英国女作家M.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观点。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1848年7月，美国女权主义者E.C.斯坦顿和L.莫特等人，在纽约州的塞内长福尔斯和罗彻斯特举行女权大会，要求制定妇女权利的法案，并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境遇。此后争取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一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象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三八国际妇女节诞生在此期间。

二，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等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丹麦、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当代女权运动以法国作家S.de波伏娃的《第二性》为开端。该书从诸多方面陈述妇女受压迫的情况，从人权意义提出进一步解放妇女的要求。1963年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论文《女性的奥秘》，谴责家庭主妇地位对妇女的损害，以唤醒广大美国妇女，从此揭开新女权运动的序幕。1970年代后，新女权运动从美国波及到欧洲以及加拿大、日本等国。联合国曾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

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开始出现分歧。有人甚至主张要将his-her与tory-story分离。男女的“性差异和独特性”开始被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对男性本位文化的批判，女权主义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如以Kate Millet、CatharineMackinno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Juliet Mitchel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的在物质上的地位。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却是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美国的凯特·米勒特在她的《性政治》(1970年)一书中第一次引入“父权制”(Patriarchy)概念，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她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男人是胜利者，女人是失败者；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女人是关系取向者；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上，女人的快感则体现在全身各方面；男人只注重结果，女人则注重过程……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以后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尤其是激进和自由女权主义对“性解放”的诉求，对一批女权主义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弗吉利亚·伍尔芙等人的作品就有女权主义的痕迹，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女权主义在文学上的代表。

三，后现代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20世纪60-80年代，其产生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由于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爱滋病流行等问题，人们开始反思：究竟值不值得为性解放和女权主义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另一方面，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占据了政府企业学校传媒的领导地位，男性惊呼这一切；女人也开始怀疑女权运动的意义，于是后现代的女权应运而生。

如果说第二代的“现代女权主义”重实践，则第三代“后现代女权主义”更重视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浓厚。女权主义不再强调男女的对立或女性的一元论，而是将“女权”整合为注重“女人”的女权主义，强调男女文化的互补关系。

女权主义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跨学科性质，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学科很难完全解决女权主义理论的多层面问题。激发女权主义理论产生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当今的女权主义理论不再是仅仅重视文本研究，而是在艺术研究中关注国家、地区、种族。阶级、宗教、性倾向等女性话语问题，并在多学科范围内展开学科之间的对话。女性主义表征出从权利争夺到性别视角，再到整体的人的存在的发展轨迹。在一系列激进姿态和行动之后，女权主义文论不再仅仅倡导“女性价值”，而是力图展现一种超越于纯粹男性化和女性化之上的“第三态”思维。

以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艺术史在西方当代，也是一种新方式，如诺克林〈Linda Nochlin〉与帕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研究。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986年。

法国着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她也是女权主义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

使波伏娃闻名世界的是她的《第二性》。该书阐述女性何以成为第二性。此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实可堪称为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

该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和女性神话在文学中的体现等方面来分析女性的处境；第二卷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波伏瓦提出了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

诺克林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和艺术史家，任纽约大学现代艺术研究所艺术史教授。诺克林从某种角度说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鼻祖。《女性，艺术与权力》（1988年出版）囊括了她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所有重要的关于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文章。其中包括她最着名的1971年发表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篇文章是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开山之作。它提出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问题。她质疑了艺术史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成规，其锋芒直指在西方业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及制度。提出异于男性权威的观点，肯定女性艺术家的成就。她指出，这由于当时社会制度及社会习俗的限制，女艺术家没有被记录下来，以致留存下来为人所知的女艺术家数量微乎其微。她举了一个着名的例子，欧洲的一家博物馆拥有一幅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肖像画，专家认为这幅画的笔法、用色及构图都是画家达维特的作品，于是这幅画价格飙升至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但经过重新鉴定，这幅画被确定为达维特的一个女弟子的作品，于是这幅画的价格很快跌至几千法郎。这揭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悖论——重名不重质。

她还考察了妇女在美术教育中受性别歧视问题。文艺复兴以来长期研究裸体模特是每一个艺术家训练的基础，也是历史画创作的重要因素。但直到20世纪女艺术家被禁止参加任何裸体模特写生。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女大学生不准参加人体写主课，训练机会被剥夺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创作最高级艺术作品——历史画的可能性，这样就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女艺术家只能将限制在”镜前”画肖像、风俗画、风景和静物。

在该书中，诺克林举许多着名作品为例来说明妇女、艺术和权力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如《荷拉斯兄弟宣誓》，她认为作品表现男性与女性、强势与弱势、积极与消极形成对比，男性的主动、紧张、专注与女性的服从、软弱、松弛形成对比；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的对比、伟大和渺小的对比。在谈到德拉克洛瓦作品《萨达纳帕鲁斯之死》时她说，男人有限的权力梦想的快乐来自毁坏他们拥有的一切，包括女人的身体。这是德拉克罗瓦及其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的共识。她认为这些艺术家的幻想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她以米勒《抬穗看》为例，认为画面忽略了当时贫苦的农民为争取拾穗权力而发主骚乱的背景，却表现了农妇在拾穗中尊贵的姿态，将她们从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中移到超历史的背景中，并且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自然本身注定的而非历史的不公正。所以米勒作品中的妇女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并且被限制在土地上。

诺克林指出：在视觉艺术中，妇女作为被男性凝视的物体非常普遍，女性的身体经常是作为性的联想而出现。在艺术界的运作中女性同样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分析说明，诺克林认为：我们社会的一切都包含着对权力和女性的定义。而女性主义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探求潜在的权力和揭开视觉形象下面隐藏的秘密，通过揭露这种表现的政治和它的制度结构来改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