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凱

　　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襲擊，舉世震驚。眾多輿論將矛頭指向了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他們認為隨著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英、法、德等國傳統社區遭到破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轉變，“歐洲潰敗論”甚囂塵上。

　　其實，不只在歐洲，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是中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新世紀的難題，成為擺在各大國面前的一個考驗。

　　不過，同樣是生活水平較高、社會比較安定的國家，日本卻鮮有這樣的困擾。有文章指出，日本是一片“沒有穆斯林的土地”（the land without Muslims）。據2011年一項調查顯示，日本本土穆斯林人口總數不會超過5萬人，僅占日本約1.3億總人口的很少一部分。那么為何伊斯蘭教沒能在日本發展壯大呢？

　　日本與伊斯蘭世界的初次接觸

　　1987年，一位名為黑田久山的日本穆斯林在比較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日本傳播的歷史之后，遺憾地說：“日本的穆斯林沒有任何東西可與基督教那些學府相比。……想想看，經過90多年的活動，到現在我們也還不過只有一種《古蘭經》的意譯本。根本就沒有《太甫綏魯》與《圣訓》的譯本。……結果使許多新皈依的穆斯林常常搞不清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的真正差別。我們不能為他們提供詳細的宗教資料。這一欠缺常常打擊人們的宗教熱忱。”

　　從客觀上看，穆斯林與日本的“絕緣”固然與日本所處的島嶼地理位置、相對狹小的勞動力及商品市場、高素質的勞動力結構等有密切關系，但“頑固的”神道教傳統也從文化上給民眾包裹了一層堅固的外殼，使得日本對伊斯蘭教產生了精神上的“免疫”。

　　翻開日本人與穆斯林的交流史，很容易看到他們對于伊斯蘭教的態度，即便不能說是“功利的”，也可稱得上“絕對務實”。明治維新以前，日本鮮有穆斯林來訪。而明治天皇時取消了閉關鎖國政策，從此伊斯蘭世界進入了日本的視野。

　　1871年，福地源一郎赴歐洲考察，順道訪問了奧斯曼帝國。4年之后，日本與奧斯曼帝國建交。1887年，小松宮彰仁親王訪問伊斯坦布爾，將明治天皇欲與奧斯曼帝國結盟的信交于帝國蘇丹哈米德二世。為了了解伊斯蘭文化，以日本政治家林董翻譯的《馬哈默傳》（穆罕默德傳）為代表的一批有關伊斯蘭世界的書籍才涌現出來。

　　1890年，奧斯曼帝國訪問團搭乘艾圖格魯爾號軍艦到達日本，該艦在訪問三個月之后返航途中不幸于日本和歌山縣附近海域觸礁沉沒。除60多人被救起外，包括海軍提督奧斯曼帕夏和艦長阿里在內的五百多名訪問團成員遇難。

　　日本非常重視船難的善后事宜，專門派遣比叡號與金剛號兩艘軍艦護送幸存者和死難者遺體返回伊斯坦布爾。日本記者野田正太郎作為新聞特派員隨船抵達，并在伊斯坦布爾進行了大約兩年的采訪。在1891年6月，野田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蘭教，教名為阿卜杜拉·哈利姆。他是第一個日本穆斯林。

　　而第二位日本穆斯林是山田寅次郎。他以民間的身份為船難募款5000日元，并親自到伊斯坦布爾獻上捐款。哈米德二世接見了他。山田在伊斯坦布爾一直待到1914年一戰爆發，期間他主要致力于日土通商等事宜，也曾在日俄戰爭期間接受官方委托從事對俄國黑海艦隊的監視工作。

　　利用穆斯林企圖分裂中國

　　如果說前兩位日本穆斯林背負著日本人與伊斯蘭世界初步接觸的使命，到了第三位穆斯林有賀文八郎眼里，伊斯蘭教不過是實現日本崛起的工具。

　　1900年皈依伊斯蘭教的有賀文八郎，并不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他曾說：“如若將支那所有的伊斯蘭教徒都置于日本的領導之下，那么日本便能夠容易地左右支那”，“若將中央亞細亞的伊斯蘭教徒都拉攏到我們一方，那么就有可能讓他們反抗蘇維埃俄國。如果日本能夠出色地領導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等靠近蘇維埃俄國的國家的全體信徒，那么日本成為東洋的霸主將是毫無疑問的。”

　　有賀文八郎是早期日本本土穆斯林的代表性人物，他信奉“國家主義”和“大亞洲主義”，認為可以通過伊斯蘭教，籠絡東南亞、西亞甚至中東的伊斯蘭教國家，為日本稱霸服務。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野心越來越大，日本針對中國穆斯林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1922年，日本研究人員大林一之在《支那的回教問題》中認為，伊斯蘭教從可以被利用為中國的一個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積極加以利用，“支那的回教，根據對它如何進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調整整個遠東問題上發揮出一種有力的作用”。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涌現出了一批諸如像山岡光太郎（借赴麥加朝覲之機搜集中國西北地區情報）、川村狂堂（推動建立滿洲伊斯蘭協會、參與組織甘肅叛亂）這樣的人，他們被稱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侵華戰爭開始后，大量具有日本官方背景的穆斯林被派到中國，多方聯絡中國各地特別是西北地區的穆斯林，通過舉辦協會、研究會等形式，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1938年，為了籠絡中亞突厥語族穆斯林，日本在東京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而此前，日本僅有一座1935年建立的神戶清真寺，供塔塔爾族與印度穆斯林共同使用。

　　有趣的是，二戰期間許多在占領區從事“回教工作”的日本軍官因與穆斯林交往密切（或因戰爭需要）而皈依伊斯蘭教。比如五百旗頭陽二郎原為馬來西亞飛行員，三田了一供職于南滿鐵路，這兩位都擔任過1953年成立的日本第一個伊斯蘭組織——日本穆斯林協會的會長。

　　而到了19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爆發，缺乏能源的日本急需與阿拉伯國家搞好關系，于是再一次由官方大張旗鼓地組織伊斯蘭教研究，同時也加強了對國內穆斯林的政策傾斜，期間很多伊斯蘭組織也得到了政府認可。

　　到了1980-1990年代，日本社會對穆斯林的好感也并沒有增加。直接原因是這個階段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大批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伊朗、斯里蘭卡、印尼及馬來西亞勞工遠赴日本。這些穆斯林擠占了日本本土勞動力市場，導致1989年日本暫停了對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互免簽證，并計劃將“非法勞工”（多為穆斯林）驅逐出境。二是在1991年，《撒旦詩篇》的日文版譯者——筑波大學助理教授五十嵐一在大學被刺殺事件，在日本社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

　　由此可見，日本與伊斯蘭教的接觸，基本是以日本政府各階段的政治方針和利益訴求為導向的。無論是政府官方，還是民間，對伊斯蘭教義展現出來的精神世界都沒有太大的興趣。雖然目前日本有幾十座清真寺，可伊斯蘭教的傳播依然非常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