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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才畅销

2015-11-27
来源:江南时报

    曾说过太多社会活动会谋杀人的创作力的高产作家严歌苓,一直有意无意地保持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近日,她却意外地上了《鲁豫有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说严歌苓是高产作家一点也没有夸张,从创作之初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她出版的小说超过30本,保持着每年至少一部的产量,她笔下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上世纪30年代河南农村妇女王葡萄,有在大洋彼岸沉浮挣扎的扶桑,还有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女话剧演员田苏菲。

有人说,出身于小说世家的严歌苓是一位天生的作家,随着外交官丈夫辗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部部都是佳作。对此严歌苓很坦率地说:“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很想写中国当代人,可惜写不了

记者:当年你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怎么想到写小说的呢?

严歌苓:因为我想用语言创造一种文学的艺术。现在我发现,小说光有好的语言已经不行了,一些国外的作家,文字很好,但没有故事。小说一定要讲故事,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悟。

记者:那你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吗?

严歌苓: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很匮乏的,对很多物质都是匮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富饶的就是故事,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要把我曾经听到的,看到的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故事,一个个写出来。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多产?

严歌苓:很多人说我很多产,确实是。像《陆犯焉识》这样的故事,如果不写的话,我就觉得我会死,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写。

好像有人说过,你的一生里,塞得进三个人的生活。我觉得确实也是。走的地方很多,成年开始得很早,在12岁就开始做成年人了,就当兵了,所以确实经历是很丰富的。那么我会一直这样读下去,写下去,这也就是我常常对自己开玩笑说的,我就是一个写稿佬嘛,写稿佬就是要一直写的,也没把自己看得很高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写才能高兴的人,写才能感觉到存在的人。

记者:这些年你在国外生活,依然保持着高质高产的写作,是因为有很多感悟要和读者分享吗?

严歌苓:我先生是美国外交官,每过三四年,我们就要换个国家生活,所以,这些年我的生活状态是游牧式的,像个吉普赛人。

我很喜欢欧洲的人文环境,在巴黎的地铁或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不同年龄的人捧着名著或畅销书在认真阅读,每次看到这些安静的身影,我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但是,我最想写的不是他们,而是中国当代人的生活。

你看,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又有很多城市人去国外,现在还有不少城市人又想回到农村去生活,这些都很特别,我很想写写他们。可是我却写不了。

记者:为什么写不了?

严歌苓:因为我是飘忽的寄居者啊!我很想踏踏实实地感受现在的中国,跟我原来的生活接上。你发现没有,我的作品写的大都是1990年以前的中国人,《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写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离开了中国,我对之后中国人的语言、服装、状态都没把握了。

人越成熟就越知道天高地厚,我和当代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代人,很多想法是两极的,如果不在中国住下来,我没有自信能写好他们。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才畅销,感觉很悲哀

记者:你这几年经常回国看看,应该也接触了不少人吧?

严歌苓:是的,但是说实话,我对他们的生活有些匪夷所思。我接触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有些可怕,每天想的就是去哪里洗浴、享受,但我对他们也了解不深,找不到共鸣。

记者:你最想写的是哪些人?

严歌苓: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人,民工、女学生,他们能反映当代的问题。中国农业人口巨大,当他们纷纷进城后,国家的很多东西就改变了。我去酒店旁边的商场买鞋子,那个女售货员从农村来城里10年了,两千多块钱一个月,生了孩子,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不想回农村,他们的孩子就在城中村长大,环境很复杂。

记者:如果要写他们,那你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吗?

严歌苓:会!一定会!我写《第九个寡妇》时,到农村和妇女们一起生活,每天和她们一起去挖红薯、下地干活。小说写完后,我又去了农村,看自己写得对不对。写《小姨多鹤》时,我在日本一个小山村住了一段时间,接触最传统的日本女人。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深入生活的作家越来越少了。

严歌苓:可能是我写小说很重视故事和人物吧。

记者:你写作时,有没有想过作品的受众大概是哪些人?你想要去打动哪些人?

严歌苓:没有,我想如果这部作品打动了我自己的话,也一定能打动其他人,人性是共通的。我从来不编造故事,我的创作是很诚实的。我从来没想过会不会被打压,能不能畅销。当我听到一个好故事,我的才华就会发痒,不写出来的话我就会死。或许,这些都是我命里要写的东西吧。

记者:你笔下的小人物大多命运坎坷,如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等,但她们也有共性:贫贱、忍耐、受多少苦也不会六神无主。这些人物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严歌苓:多少会有一些吧!我骨子里很坚韧,我认为坚韧是一个人最优秀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才能对得起你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燥的整整一段青春。不仅是这些女性有一点点像我,那里面的老爷们也有点像我的。

记者:举个例子,哪个老爷们?

严歌苓:我觉得我写的《陆犯焉识》身上有很多是像我的。

记者:你的很多小说是因为改编成了影视剧,然后才被读者所熟知的。很多人说,这是小说最好的出路。

严歌苓:我只能说,我感到很悲哀。

从小话比较少,耳朵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作品中所有的文字,所有的人物都是你们创造出来的,会不会到后来变得很任性,我喜欢的人我可以把他写得很好,不喜欢的把他给写死?

严歌苓:我这里面好像好人都死掉了嘛。

记者:你笔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鲜活立体的,人物原型有没有来自家人朋友?

严歌苓: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话比较少的一个人,但是我的耳朵是一直打开的,老是在听,所以从小到大总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在脑子里,搅得我不得安宁。

记者:你还能想到是什么样的故事吗?

严歌苓:小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阿姨自杀了,因为她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抢救,所以她是赤身裸体的,但是很多人围在她身边,总是想看她的裸体。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个电工,他把烟头掉在她身上盖的被单上,然后把被单撩起来去抖那个火星,那时我觉得人性在这样的时候,在一个极其弱势的生命面前,会显示出他非常不堪的一面,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当然我写这篇小说,已经把它写得挺优美的了,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纯粹的丑恶,或者是纯粹的不堪的话,我是不会有创作的热情的。

记者:你觉得作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严歌苓:应该有天分,应该读很多书,应该有一颗同情心,还应该少说多听别人的故事。

记者:你关注过“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吗?

严歌苓:看过一些,韩寒比较成熟,他有一种痛苦,而且语言很好。

记者:他们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

严歌苓:因为他们懂得年轻人的孤独与愁苦,他们可以给同龄人一些精神引导,这是父母做不了的。

[责任编辑: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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