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萬裏長子萬伯翱：老一代革命家都是“朝裏有人做官難”
2015年12月29日，“《紅牆內外》的人生感悟”萬伯翱與讀者見面茶話會在上海舉行。在茶話會上，萬伯翱的名字前依次寫的是“著名作家”、“紅色後代”。
萬伯翱對寫作的癡迷起於高一。1961年，他患眼疾去看病卻忘了帶錢，一位醫生伸出援手幫他解圍，第二天萬伯翱專門去醫院送還藥費。因此事有感而發，萬伯翱寫下一篇《在急診中感到溫暖》被《北京晚報》刊登，從此激發了他對寫作的興趣。
50多年裏，萬伯翱筆耕不輟，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吳氏春秋》、《六十春秋》、《元戎百姓共垂竿》及影視劇本多部。在茶話會上，萬伯翱自謙道，自己的水平比在座的“兩葉”(葉辛和葉永烈)差遠了，秘訣只在於堅持二字。
但萬伯翱的寫作內容與他的“紅色後代”身份又緊密相連。
1962年，18歲的萬伯翱高中畢業。父親萬裏決意送身為長子的他到農村去。從1962年到1972年，萬伯翱在河南西華縣黃泛區農場耕耘十年，在那裏結識朋友、認識農民和社會，也尋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農場的經曆成了萬伯翱寫作的重要來源之一。在《紅牆內外》書中，他寫到了生產隊的高隊長、“猛張飛”，他告訴澎湃新聞，這些人在當年對勞動的投入，個個都堪稱勞模。他也寫到了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如何才華橫溢、聰明過人，卻在“文革”中飽受折磨、墜樓身亡。他還寫到了《亮劍》的人物原型王近山將軍，如何在發配到農場後與大家同甘共苦，向他講述戰爭中的激情歲月……
《紅牆內外》既有知青生活的再現，有體育、藝術界名人的故事，也有充滿生活情趣的散文，還有對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體育生活的記述及作者和紅牆裏的領袖人物交往的實錄。這些交往實錄正是來源於作者的“紅色後代”身份。
由於革命家庭背景，萬伯翱從小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中央首長及其親屬，能近距離地觀察或者采訪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休閑狀態。
“他的作品有一個獨特的角度——‘小處’諸如領袖、元戎垂釣、運動、戲劇欣賞等生活細節，展示‘大人物’多側面的精神生活，這使得讀者反而感覺他們的親切自然。”本書責任編輯張愛民說。
萬伯翱曾經為《新民晚報》“夜光杯”欄目撰寫了數十篇散文。擔任這些文章編輯的賀小鋼評價，萬伯翱的文章令她感覺到散文最重要的一點——“真”。
“萬先生寫大人物時寫大事也寫小事，寫小人物時寫小事也寫大事。毛澤東的從事國務他寫，毛澤東看戲時忘乎所以的高興細節他也寫;周恩來的大手筆外交他寫，周恩來請貴賓吃自己喜歡的獅子頭他也寫;鄧小平教遊泳、賀龍釣魚等他都寫……不管寫什么人，他都寫出了人的本身。”賀小鋼說。
關於自己的父親，萬伯翱也在多篇文章中談及。
例如萬伯翱在《父親萬裏的健身之道》中寫道，“父親從不吃各種補藥，也不相信什么氣功大師的奇功魔法。他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健康和生命。實踐證明一靜(橋牌)一動(網球)保證了他身體健康，在第一線工作時能以旺盛的經曆投入工作，他說：這兩項運動都要打到90歲再說。”
“文革”期間，萬裏曾被解除職務，還被關進了班房。一次萬伯翱從農場回京時，萬裏見到兒子說：“啊，老大，你這個工農兵啊，用工農兵的思想把我們這個資產階級批判批判。”在萬伯翱變成“黑黨委的小黑瓜”後，女友同他劃清界限，人生最為艱難之時，萬裏給他寫信，告訴他“愛情畢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黨和人民的事業……”這些細節也在《紅牆內外》書中得到了講述。
201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萬裏在京逝世，享年99歲。
在茶話會上，葉永烈回憶起，萬裏堅決不同意自己的妹妹萬雲被分配到團中央工作，萬裏說，“你應該到基層去。”於是萬雲被調入北京國棉二廠工作，在基層幹了28年，臨退休也只是個局級幹部。
萬伯翱笑稱家裏人是“朝中有人難做官”，自己則是“朝中有人難回京”。他還回憶父親退休後就“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萬裏文選》出版時，父親說什么也不參加座談會，“我到那去聽你們評功擺好有什么意思?”萬裏說。
在茶話會後，萬伯翱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他說，以權謀私這樣的事情，在周恩來、在父親萬裏身上絕對不可能發生，不但不可能發生，而且絕對是“朝裏有人做官難”。不僅如此，“有些老共產黨員的故事是很動人的”，例如陳雲退回了榮毅仁送的錄音機，徐向前“罷宴”等。
萬伯翱還說，父親萬裏在“文革”中被關班房，唱《紅梅贊》鼓舞鬥志。正是因為經曆過“文革”，一大批官員在被批鬥後都毫不猶豫地選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萬伯翱，視覺中國資料圖
對話
萬老的保險箱裏真沒有什么港幣、美元、英鎊
澎湃新聞：1962年秋您被父親送到河南下鄉，一待十年。書中描寫了很多您在農場結識或交往過的人，例如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亮劍》的人物原型王近山將軍、生產隊高隊長、猛張飛等。為什么要把這些人寫下來?
萬伯翱：這些人物是有貢獻的，也感動過我。
另外我發現讀者、聽眾都很感興趣，尤其是一聽說王近山是《亮劍》的人物原型之後。《亮劍》是一部很有影響力的電視劇，有的人甚至看了13遍。現在又以《亮劍》中的原型改編了一部電視劇叫《戰神》，這表明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就是有崇拜民族英雄的。
郭世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用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把他打成反革命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他屬於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其天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父親郭沫若。有個例子：青藝當時約郭沫若寫《鄭成功》劇本，去要劇本的時候郭世英先寫完了。而且郭老竟敢說，“我這還差點沒寫完，你們要不先把我兒子的拿去看看吧。”這從側面證明了郭世英確實有才情。
我們一起在農場的時候，上海作家白危著有《墾荒曲》，當時郭世英跟我說，我們把它改變成電影吧!我心裏頭就愣了一下。他的才情我根本就比不了的。我那時候才十八九歲，他大我一兩歲，他就知道要把這個改編成電影劇本。後來他跟我談論意大利詩人但丁，我當時都不知道，他還笑我，你這個愛好文學的人怎么連但丁都不知道。
習近平曾形容他下鄉是刻骨銘心，我也是永遠難忘。那些生產隊長、農場的孩子們，那些人那些細節，我永遠都忘不了。
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都有知青經曆，知青經曆對他們的執政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他會知道什么叫農民，什么叫中國社會，什么叫勞動成果，這些馬克思最普通的道理。
勞動不僅改造了世界，也同時改造了人類自己。這句話我永遠都忘不了。
澎湃新聞：您在新書茶話會上自我調侃說“朝中有人難做官”、“朝中有人難回京”，因為您父親對家人要求一貫十分嚴苛。反觀當下一些官員利用職權幫助子女升遷、經商，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您怎么想?
萬伯翱：這些問題在周恩來、在我父親萬裏等人身上絕對不可能發生，不但不可能發生，而且絕對是“朝裏有人做官難”。周恩來壓鄧媽媽，我父親壓他的親妹妹和壓我母親，都是很厲害的。現在利用“朝裏有人好做官”這種現象占便宜的人，還得吃虧。比如令計劃，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一定會翻船。
有些老共產黨員的故事是很動人的。比如陳雲喜歡蘇州評彈，最好的朋友榮毅仁送他一部盒式錄音機，陳雲又把禮物退回去了。徐向前去釣魚，有人聽說徐向前來了准備了一大桌酒席，徐知道後繞開酒席去吃了山西刀削面。這叫罷宴。
陳雲說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現在看來確實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貪腐也是不允許的，美國不允許貪汙，香港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但他們能貪汙么?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因為在加車稅政策前買車，有避稅嫌疑，最後只能引咎辭職。
說句實話，萬老的保險箱裏真沒有什么港幣、美元、英鎊之類的，資產充其量一百萬之內吧，我也沒敢打聽，我就打算不要了。我一說這數字，好幾位大將的子女，比如黃克誠、羅瑞卿的子女們很驚訝，說：“你家這么多錢啊!”我只能說“我爸爸比你爸爸多活多少年啊”。黃克誠的子女說家裏最多十幾萬，羅瑞卿子女說只有四萬。
在我父親的葬禮上，好幾位大將的子女都是騎自行車去的，例如陳賡的兒子陳知建少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都很淡然，我問他們怎么騎自行車過來了，他們就說，離得近就自己過來了，騎車也方便。
推行農村改革，萬裏也考慮過可能會被罷官、被打擊
澎湃新聞：您之前在受訪時說，萬裏有最驚心動魄的兩段經曆，一次是在鐵道部，另一次在安徽，還說可以作為您寫作的題材。是怎樣的驚心動魄的經曆?
萬伯翱：在鐵道部那會，當時“文革”已經9年了，(人人)都厭倦了。原來火車是絕對不正點，“社會主義火車人人坐”，人人都可以坐，尤其是慢車，有的人抱一只雞、抱一只羊就上車了，紅衛兵串聯也不買票就上車了。
我父親當鐵道部長，是在9年以後官複原職，他想要有作為，有很多藍圖。他當時提出的論點現在鐵道部門還在用：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快跑。他當時也提出了半軍事化管理，要求制服著裝等等。
鄧小平找他談話，“什么時候把鐵路搞通啊?”“得兩三年吧。”“不行!”後來我父親用了一年，就把全國的所有鐵路搞通，火車完全正點。這就是有本事的人。他很久沒有工作了，到鐵道部以後工作十分忙碌，春節也在火車上。
當時懲罰造反派，他認為鄧小平不會再倒了，沒想到不到一年鄧小平又成了“壞蛋”了。連我媽媽都說，蘋果要壞也得有個過程，怎么昨天好好的今天就壞了，很樸實的道理。可是鄧小平就突然又倒了。我還問過父親，他們會不會再反過來?他說，不會不會，都是經過調查的。
但是用遲群的話說：“我們寧可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萬裏資本主義的正點。”很荒謬。我奶奶一個字都不識，但她都明白，她說：“火車不正點就對了?”
後來父親在鐵道部被貼大字報：“萬裏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當時他辦公室、沙發上都是大字報，甚至有大字報從二樓拖到一樓——“堅決打倒鄧小平的黑幹將——萬裏”。之後他又開始做檢查，還因為受到驚嚇和憂國憂民的情緒影響下不了床，住進了醫院。
1976年10月5日江青還摘蘋果呢，10月6日就被抓起來了。她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知道誰反對毛主席嗎?我告訴你們吧，就是萬裏。”實際上江青留下的最後一句話說的就是我父親萬裏。
澎湃新聞：在安徽推行農村改革您父親又經曆了什么樣的鬥爭?
萬伯翱：1977年去到安徽，他以第一書記身份去偏遠地區調研，黑乎乎的、沒電燈，結果只有一個老頭(來迎接他)，後來得知是因為其他人沒有褲子穿。他打開那鍋蓋沒熱氣，家裏沒東西吃。老爺子說，不行不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有什么辦法能讓你們先吃飽飯?於是就先開倉濟糧，借給他們五斤白米。這在當時是違反糧食政策的。還有一句話我沒聽他說過，底下人說的，有人問他：“你是要那貧苦人民呢還是要社會主義道路?”他說我得先管人民吃穿。
他也考慮過，自己可能會被罷官、被打擊，但是我父親認為曆史會給他平反的，當時顧不得那么多了。他也是個政治家，如果在5年前提這個不就被打死了，他當時也敏感地察覺到了形勢。
當時(在安徽實行農村改革)很多人反對，人民日報反對，農委主任反對，有老帥也反對。後來耀邦支持，也獲得了鄧小平的支持，陳雲明確表態，“舉雙手贊成。”
澎湃新聞：您父親在“文革”中被批鬥，經曆了“兩上兩下”。您有了解到他是如何評價這段經曆的?
萬伯翱：我父親在我面前老是端著，在我面前幾乎一句都不提“文革”這些事。我妹妹在唱《紅梅贊》的時候，父親說，你這個歌好，再唱一遍，我在住監獄的時候我就唱這個。就是用這個歌曲鼓舞鬥志。
他有時候唱卡拉OK，人民大會堂裏有一套，他反正就那幾首歌，《紅梅贊》、《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九一八》、《社會主義好》、《北京的金山上》。他不太唱，但都知道。任何人都需要鼓舞鬥志，都有脆弱的一方面，就看自己頂不頂得住了。
澎湃新聞：萬老在全國人大任職的時候特別強調要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您覺得這與他在“文革”中的經曆有關嗎?
萬伯翱：大有關系。我覺得他們這一大批官員在被批鬥後都毫不猶豫地選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例如胡耀邦、羅瑞卿。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關於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當時父親有一篇文章《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比較震動，他先後改過5遍，是在1986年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作為講話稿的。他強調反對封建，反對遺留下來的封建殘餘阻礙進一步的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