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睿
據臺北中選會公告的資料，2016年1月16日選舉日，臺灣合格選民總計1881萬人，“首投族”逾129萬人，約占總數的6.8%。選舉日前三個月，臺北中研院公布一份臺灣地區“統獨”民調，顯示49.7%的民眾預期“被統一”，而35.9%的民眾預期將來“獨立”。一個月后，臺灣《聯合報》公布的民調顯示，綠營“候選人”的支持度達到46%，看好度更高達64%；而藍營“候選人”的支持度僅19%，看好度則跌至8%。最終，蔡英文以56.12%的得票率拿下未來4年的執政權，同時綠營民代亦以60.17%的席次拿下過半“立法權”。
在現行體制下，“行政”和“立法權”的選舉完勝，意味著臺灣未來的興衰責任將由綠營與蔡全扛；而藍營一干人馬反而擺脫民粹熱鬧的制約，順勢躲開經濟衰疲與意識形態當道的亂局，貓在自己當政時不便處理或處理不來的問題癥結處附近，伺機而發。看藍營黨政高層不愿留守四個月爛攤，立馬表面凝重地辭職，便知其竊喜。
當然，亂局由來是藍營人謀不臧，更有如三權制衡走向三權掣肘、公民運動取代議會政治等體制性失能的因素，還有臺灣體量所難以承載的全球性經濟疲弱的背景。藍營要員當過家，深知亂局解藥在兩岸關系當中，現在卸下掌政包袱，更好化整為零，各自走尋大陸藥方。而綠營若繼續藍營大陸政策，則說明藍營過去施政方向也沒大錯，還讓“臺獨”政治失去正當性，影響下一次選舉；若綠營讓臺灣走向保守衰頹，又正好給在野的藍營當箭靶，等于為藍營下一次選舉造勢。
未來幾年藍營要員微服訪陸以搭橋鋪路的圖景將成常態，而北京也會加持并借重這些人馬以作為制衡綠營的力量。但這也不是無條件支助的，鑒于過去藍營“三限六不”式的手法攪黃兩岸關系，北京會物色更可能貫徹其戰略意志的藍營新銳加以支持，包括支持藍營的內部改革。
同時，綠營也非鐵板一塊，其中在大陸有利益關系者不少，扶植綠營可能的改革派將成為北京加大力度的統戰工作。這一方面可分化綠營，二方面可鞭策藍營新銳，總之以前華盛頓怎么對臺北使的兩手策略，現在正好作為借鑒。
至于不少觀眾預期的兩岸軍事沖突，可能沒那么輕易發生。大陸固然不想因小失大，臺灣也沒被綠營凝聚好共識。畢竟蔡是歷次大選中最低投票率(66.3%)的勝選者，633萬選民放棄這次投票，那意味蔡是以27.3%的民意支持度上臺。以不到三成民意的“多數決”領導，宣戰或媾和都嫌夸大，“臺獨”精神亢奮并沒有在這次大選中突破維持現狀的格局，這最失望的恐怕是東京了。
“選舉日”前一天，《中國時報》刊出詩人鄭愁予的投書，開篇就說：“‘中華民國’民主選舉是假象，因為缺乏一個為民福利的‘誠’的基礎；明天選民面對的‘候選人’，其實是兩個民族從歷史的仇恨中形成的現代形式的求勝方式……”鄭愁予指的是中、日兩個民族，是“天照大神以及神武天皇后裔的皇流VS.臺灣鄉土傳承漢文化最倫理、最愛和平的價值”存亡之爭。詩人說“第一方”是“中華民國”國父的遵奉者；而“第二方”則是以皇民自許，期望天皇陛下把臺灣改成另一個國的野心家。又說后者為了爭權而合謀帝國主義者，“以仇恨分裂中華民族，制造國際矛盾，以便回歸斷了的帝國血緣。”年逾八十的老詩人心情是沉重的，歷史情懷也是深厚的；但這些言語對于許多雀躍的投票族來說又太過厚重，他們寧可用輕狂的政治揮灑來表現這島嶼的曼妙姿態，“美麗的錯誤”正是老詩人所想象不來的后現代愛臺灣的方式。
從利益需求的角度來說，這次選舉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套上普選制的必然結果。在普選范圍內，政治管理權不屬于賢能所有，而是透過政治所有權人平均主義形式、即選票總數的加減結果來決定其歸屬。如果這個普選范圍內的體制健全，素質平均，資源平等，那么歸屬結果的賢能信度和效度就很高。可是私有制下政治所有權人懸殊的財力與智識，決定了普選制政治管理權歸屬的庸常化與非正義性，因為財力豐厚者掌控了宣傳機器和公共資源，能影響庸眾的政治認知和選擇，再以這種金權政治的方式確保私有制，2004年的大選就是個例子。
老詩人固然抨擊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但不能無視每年為帝國天皇慶生的不只是“第二方”，也不能無視兩方人馬都依賴華盛頓的事實。畢竟“日本祖國論”、“慰安婦自愿論”、“殖民高級論”，都是在政治管理權歸屬“第一方”時的產物。政治的是非，往往不是選舉結果就能說得明白，特別是在一個曾被“兩顆子彈”決定選舉結果的體制內。
臺灣選舉，輿論放大了北京和華盛頓的關注，文攻武嚇的壓力固然各有來頭，內部言論的法西斯恐怖傳播也沒少。東京當然也關注，這關系到它在地緣政治上的利益，只是礙于自身實力，它連近日宣稱的釣魚島“新方針”也只能用來安慰國內民眾，遑論還想進取臺灣。而對于自覺日漸邊緣化的臺灣來說，這是引人注目的大好機會，政治人物的選舉話語因此包山包海，卻又都沒說個究竟。
對于美國來說，它一定借此展現話語權，以顯示對于臺海局勢的支配能力，這可是它“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環。美方引人好奇的是，它不承認“中華民國”，但卻贊揚“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說是“民主燈塔”之類的價值，日前并以宣布對臺軍售來加持，許多臺灣選民還以此為樂為榮。“一個中國”被白宮對外反復說過多次，選前面諭臺北兩方人馬時卻不知說了沒，倒是在選后要派前任和現任副國務卿分赴兩岸宣慰。這種帝國作派，簡直把臺海兩岸都想成它的殖民地了。
老詩人作《和平的衣缽》，說“每一代中國人的心都是翠亨小村”，可見其衷腸。兩岸和平需要體制化，這是一個再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工程；反之，破壞這種歷史工程的內外因素就需要揚棄。“反臺獨”固是和平體制化的內部工程，但“臺獨”的先天基因是美、日兩系帝國主義在上世紀40年代前期為爭奪東亞利益而為的派生物，也就是老詩人所謂的“帝國血緣”。這種阻礙和平的基因未必是由選民屬于“第一方”還是“第二方”，就可以輕易辨別出來；相反，輕易就群情激憤地分裂對立，才恰恰是這種“帝國血緣”的傳統。整個體制本身對于和平的抗拮性，或許是帝國主義者樂見它蔓延在臺海兩岸思維方式的元素；看看伊斯蘭世界的亂局與悲哀，可見一二。
選舉為何成為帝國主義代理人之爭？選舉動員為何是金權專利？“大陸吃掉臺灣”這種卡通化的比擬修辭，為何能成為驚恐投票行為的符號？這種選舉體制能創造和平，還是反復制造對立、驚恐、暴戾與內心的騷亂？或許是選后值得冷靜反思的課題。
當然，無論臺灣的選舉民主制如何發展，它幾乎對大陸的發展模式起不到任何作用；盡管它曾是“拒統反中”的工具，但現在它反而造成經濟遲滯和社會分裂。而正因為對全球新局應變的體制性失能，加上政治人物將失能責任推諉到“中國打壓”，這就加深臺灣社會對大陸的隔閡。但是情緒上的反彈并不能轉化為經濟能力，地緣位置、市場腹地和經濟型態決定臺灣對大陸的深度依賴，所以大陸不消在乎臺灣是否心甘情愿，也不在乎臺灣身上的“帝國血緣”還剩多少；23項協議任憑收回幾條，都能讓臺灣失血昏厥，而對大陸只是小傷，何況還有20來個小國可以補補身子。
可美國白宮就比大陸還在乎臺灣了，直接的中美對抗遠不如操控臺灣來對峙大陸要劃算得多，這條件得是臺灣不能太不中用，否則必然是給大陸近水樓臺捷足先登。而美方既不便也不愿無償經援和軍援臺灣，連承認“中華民國”也做不到，這又決定“臺獨”在餓不死又吃不飽的狀態中慢慢變形。于是太平洋兩岸和臺海兩岸就都這么耗著，誰有本錢耗著，并且在這耗著的格局當中趕超壯大，而不是相反，誰就能最終主導兩岸政治秩序。
那么，新政府總得有些不同于前朝的政績，才好對投票族有個交代。TPP、B&R、RCEP、亞投行、……，或加入有實質內傷，或加入有名稱外傷，兩頭為難。在東海南海上搞點縱橫術，又怕美日給的支援不夠硬或不靠譜。兩國論入憲，得罪不起太平洋兩岸，也違背“在現行憲政體制下”的承諾，還給藍營以口實。怎么看都只有內部意識形態操控最安全，于是，在“維持兩岸現狀”的機遇期內，蔡會判斷大陸讓利和兩岸經貿交流不可能中斷，否則她更有理由尖叫“臺獨”，以騷擾北京的全球戰略進程。既然如此，在教科書上下點功夫，撒播親綠基因，培養粉絲隊伍，或在輿論視聽上使點手段，操控民智，總是百試不爽的“政績”。民主、尊嚴、人權之類的修辭，是她一路堅持且一路受用的政治言語，也是她進行內部操控時最佳的政治掩護，當然也是最佳的意識形態教材用詞。
此外，做為“馬習會”的角色之一，馬英九看似無事，其實他應該擔心自己卸任后的處境。蔡英文說了，“我和臺灣人民會一起用更民主的方式，來彌補馬習會所造成的傷害。”大選在即，馬竟然搶了蔡的鏡頭，那么對馬進行政治報復就是向“新民意”表演“臺獨”的最佳方式，而一件件磨刀霍霍的涉馬官司便是對他進行政治清算的現成材料。又因為馬身上沒有令人滿意的“臺獨”政治資產，一旦他成了階下囚，待遇肯定不比陳水扁。這恐怕也是新政府“不容干涉”的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