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外醫療的市場規模已達到1000億美元。”某咨詢機構給出的這一數據日前引發關注。

　　北京的木先生(化名)就是海外醫療的受益者。去年七八月份，53歲的他在中介機構的幫助下，在日本成功進行了心臟搭橋手術。

　　“當時木先生的血管堵塞非常嚴重，最后聯系的主刀醫生是有著日本‘神之手’美譽的神原紀念醫院副院長高梨秀一郎。”從事海外醫療服務的厚樸方舟CEO王剛告訴記者，高梨秀一郎醫生在心臟不停跳、不使用人工心肺呼吸機的情況下，共為木先生搭橋5根，且術后第二天，木先生已開始進行康復訓練。

　　同樣從事這個行業的盛諾一家創始人蔡強告訴記者，中國海外醫療的“主力軍”是像木先生一樣的重癥患者，根據他在業內獲得的數據，每年赴海外看病的重癥患者不超過3000人，“海外醫療存在是事實，但市場遠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另一個事實是，并非所有海外醫療案例都像木先生那么成功。不少醫生表示，一般的病去國外看沒必要;而對那些赴海外尋求治療的重癥癌癥患者來說，或許有更多的臨床用藥可選，但目前的醫學手段只能起到延長生命的作用，也就是“燒錢”買時間。

　　海外醫療的誘惑

　　五六年前，海外醫療還沒有被人認識，在中國人眼中，協和醫院、301醫院等已成為心目中的終極之選。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漸增強，越來越多的海外醫療項目成了富裕階層的備選方案，有的人以旅游的形式去，有的人以專門就醫的形式去。

　　海外醫療的種類也很豐富，國家之間還各具特色。日本的精密體檢很受歡迎、英國的肝移植比較好、韓國最強的就是美容整形、去美國治療的一般是癌癥患者、去瑞士可以注射羊胎素。泰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更以其經濟低廉的價格成為全球排名前五的醫療旅游目的地。

　　美國斯坦福研究調研機構預計，2017年全球醫療旅游的收入規模將達到6785億美元，而2013年的這一收入為4386億美元，約占全球旅游產業經濟總體規模的14%。

　　“選擇海外醫療的一般都是重癥患者，同時還必須適合飛行。”蔡強表示，雖然醫療費用比國內高，但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醫療服務有著顯而易見的優勢。首先是高超的醫療技術;其次是先進的醫療設備;更為重要的是特有的臨床治療藥物。

　　“國內肺癌的5年生存率是38%，美國醫院平均為66%，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的生存率高達80%。這是病人選擇去美國看癌癥的主要原因，用最好的藥物去延長生命。”蔡強告訴本報記者，以黑色素瘤為例，中國可用的藥物只有20多種，美國則多達100多種。

　　王剛認為，與海外醫療比，除了藥品和醫療技術的差距外，中國在診斷、用藥規范等環節的差距也不小。

　　“比如在進行癌癥的靶向治療前必須做基因檢測，而據我所知，一些地方醫院省去了基因檢測這一環節，美國癌癥協會有明確數字，不做基因檢測而使用靶向藥物，致死率會提高。另外，中國雖然采用了癌癥免疫療法，但此免疫非彼免疫，我國一些所謂的免疫療法，不是醫學界的正規的免疫療法。雖然名字一樣，其實內容完全不一樣。”王剛表示。

　　費用相差超十倍

　　海外醫療看上去很美好，但對于重癥患者而言，選擇依然需要謹慎。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從疾病類型來看，去海外看病的主要人群是腫瘤癌癥患者、心腦血管、骨科、丙肝及罕見病患者。

　　很多癌癥如果早期發現進行治療，治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到了晚期，也就變成了重癥癌癥患者。很多醫生認為，這類晚期患者即便赴海外就醫，醫學手段往往只能起到延長生命的作用。

　　“目前我們的客戶主要集中在癌癥患者，但我們也會拒絕患者。有的人想賣房去看病，這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這個病在美國能治好。美國即使有最先進的藥物，在某種程度上，對于惡性重癥患者，也只是生命的一個延長。”蔡強表示。

　　大量臨床實踐證明，對中晚期病人進行大劑量放、化療，或對產生耐藥的患者再次進行化療，只能導致虛弱的生命更加垂危。

　　此外，昂貴的費用也是擋在患者面前的一道坎。以前往日本做心臟搭橋手術的木先生為例，全程費用高達90萬元人民幣，如果在中國做這個手術，“一般五六萬元，頂多10萬元。”北京一名相關科室的醫生告訴本報記者。

　　除了治病，海外體檢也很受國人歡迎。王剛告訴記者，這撥客戶的特點是希望在旅游的同時，做一次最好最優質的體檢。

　　“有些項目確實是國內無法提供的。比如日本擁有一套達國際最新體檢標準的、多層級全方位、綜合復式的癌癥檢查體系，針對不同的癌癥疑難特點設置不同的檢查方法，并進行多重檢查，確保早初期微小癌細胞也不被漏診、誤診。”王剛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

　　最新數據顯示，日本癌癥患者的5年平均生存率達到64.3%，東京地區更高達77%，而中國癌癥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30.9%，這跟癌癥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是有很大關系的。日本的防癌體檢能篩查出極小的癌變細胞，80%的癌癥在早初期就能被檢測出來，其中80%的人可以得到治愈。在中國，大部分人發現癌癥時已經中晚期了，錯過了治療最佳期。

　　“跟中國有很大不同的是，在日本負責體檢的醫生反而是最優秀的各科專業醫療專家，具備全面的癌癥診斷治療能力，可將任何細微的癌癥信息從復雜的指標、數據、影像中分辨或排除，避免漏診、誤診。”王剛表示。

　　對于海外體檢，蔡強更多認為，國內絕大多數老百姓要有體檢的意識和習慣，完全可以選擇在國內的體檢。但是一定要做體檢，一定要選擇正規的醫院，國內體檢靠機器，國外體檢靠專家。“很多患者也年年做體檢，為何查不出病?因為做體檢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癌癥，機器查不出問題，一定是人查出問題。”蔡強表示。

　　缺乏監管的“三無”行業

　　2009年，剛從澳大利亞回國的蔡強決定從事海外醫療這個服務行業時，幾乎沒有人看好。“很多人認為這個事情沒戲，即便是我很好的醫生朋友也那么認為。不少人認為我們的手術量超過美國，手術水平要比美國高。”蔡強表示。

　　2011年，蔡強還是啟動了海外醫療項目，結果是“門可羅雀”。2012年全年，蔡強只接待了七八個患者。

　　不過，2013年開始，上門咨詢的人越來越多，當年接待的客戶上升到了兩位數，第三年則見到了三位數。

　　但蔡強依然認為這個行業很小眾。“這個市場規模不會很大，每年去國外看病的重癥患者不會超過3000人。”蔡強非常肯定地表示，“畢竟首要條件便是有能力支付昂貴的費用，其次，國外的醫療機構同樣不能保證可以治愈。”

　　“這個行業還比較混亂，缺乏監管，不少機構的網站上充滿了謊言與欺騙。如果出現問題，大家都會認為這個行業是騙人的，所以我們很擔心。”蔡強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全國有100多家中介機構從事海外醫療業務，但有些機構甚至連辦公場所都沒有，“必須盡快建立起行業準入標準。”

　　王剛表示，整個行業依舊處于粗放發展的上升階段，沒有專屬的監管部門、行業協會，沒有行業標準，也沒有特定的準入機制，“海外醫療服務企業提供的實際上是咨詢與服務，但因為它的服務對象很特殊，必須得和醫療機構打交道，因此又習慣性地把行業歸屬到醫療行業”。

　　“曾有媒體報道，浙江的劉先生被不良中介騙去美國小診所后，由于被無證醫生治療而延誤病情。”王剛表示。

　　王剛還列舉了行業內的“四宗罪”：盲目追求商業利益，外包服務環節或使用兼職;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一些公司對患者后期服務斷裂，跟不上;盲目夸大治療效果，追求簽約量;利用患者對海外就醫的不了解，故意設置環節增加海外消費。

　　海外醫療服務并不簡單，整個過程都需要專業的醫學英語翻譯，而中介機構提供的只是出國就醫的咨詢與服務，只向患者收取服務費用，“這個費用包括病歷資料的整理翻譯、簽證輔助辦理、預約醫院和醫生、接送機、出境后的住行、醫院翻譯陪同等，而患者治療所花的費用是由患者直接和醫院結算的，海外醫療服務機構并不參與其中。”王剛告訴記者。

　　根據蔡強測算，重癥患者的單次醫療費用約15萬美元，服務費逾2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