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陸挺，特許金融分析师（CFA），2015年5月加入華泰證券，擔任研究部和機構銷售交易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此前擔任美國銀行美林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和董事總經理。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曾任國際金融公司東亞局和世界銀行研究部諮詢員。2006年加入美林全球宏觀研究部，2010和2011年被彭博通訊社評為預測最准確的中國經濟學家。2012年《證券市場周刊》「遠見杯」中國宏觀經濟年度和季度預測雙冠軍。2013年《亞洲貨币》雜志經濟學家排名中名列第一。2013至2015年連續三年蟬聯《機構投資者》亞洲區和中國區經濟學家排名第一。2014年和2015年《機構投資者》亞洲區評比中，其領銜的中國研究團隊排名第一。陸挺也擔任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副主席和北京春暉博愛兒童救助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

　　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供給端改革釋增長新空間

　　在11月9日李克強總理與經濟學家和企業界人士舉行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名列其中。近日陸挺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成為本報「首席專訪」系列的首位經濟學家。他就中國宏觀經濟的諸多熱點話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讀，並表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于改革的深度、轉型的力度和創新的廣度。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發展更注重品質

　　香港商報：近日習近平主席表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速不能低于6.5%，以完成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這是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目標首次低于7%以下，對此您有何評價？

　　陸挺：政府未來設定GDP增長目標，更適合設定為一個區間，一是更具彈性，二是可以模糊對GDP高增長率的訴求，有利于形成相對穩定的市場預期，進而減少對宏觀調控效力的不必要干擾。其實更重要的意義，是在于不要盲目追求高增長，更應該關注經濟增長的品質；專注于改革的深度、轉型的力度、創新的廣度。

　　香港商報：在傳統三架馬車中，投資拉動模式的邊際效益已明顯偏低，出口受制于外需難有大幅上升空間，那麽消費能否撐起新一輪增長？

　　陸挺：中國的消費轉型具有天然的優勢：其一，目前78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已經具備了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的基礎；其二，多年來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為消費升級與轉型提供了基礎，也為電子商務提供了基礎；其三，中國長期存在着城鄉二元結構，未來農村的消費升級空間巨大；其四，互聯網在中國蓬勃發展，人們的資訊交流方式和消費行為模式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網上銷售正在逐漸部分取代線下銷售；其五，中國向着「啞鈴型」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也將带給中國不一樣的消費特征與機會。

　　香港商報：最近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上首提「供給側改革」，顯示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調整，您能否分析下這一思路的內在邏輯？

　　陸挺：目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降，人口紅利即將消失，資本積累處于下降趨勢中，經濟的持續增長將主要靠提升生產率來驅動。未來中國經濟要提高生產率，不僅僅是需要在需求端給予支援，也需要把供給端的改革提到更高的層次上來。如習總書記近期指出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就需要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需要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更着重于方向轉變（市場化，開放），和厘清政府角色（轉變職能、司法獨立、權力約束）以及內部矛盾的解決（創新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國防軍隊等）。這樣，才更有助于提高生產率，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

　　十年后經濟增速降至4%

　　香港商報：相比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真實的實體狀況似乎更為悲觀。您曾經表示，10年后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可能會變得和較多的新興市場國家一樣，增長水平維持在4%、5%之間，甚至接近4%的水平。現在您是否仍維持這樣的看法？

　　陸挺：由于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儲蓄率下降，資本積累速度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速的貢獻下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處于下降的過程中。目前經濟增速與潛在經濟增速基本吻合，就業壓力不大。

　　但是，目前微觀層面活力不足是事實。一方面，傳統產業的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嚴重；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尚不足8%。目前，企業的融資成本仍然偏高、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仍然較少，企業稅負仍然偏重。

　　隨着未來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中國經濟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成功，意味着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中樞要下台階。也就是從過去兩位數的增長，向7%到8%的增速過渡，再逐漸向4%至5%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靠攏。不過，這是一個跨度在10年，甚至更長的過程。對于中國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一带一路」的布局、傳統制造業的升級、面向消費的硬件生態圈的建立、高端裝備業的出口、環保產業、新興電子產業、整個物流領域的升級和效率提升都是方向。另外，盡管中國的「人口紅利」邊際遞減，但「人才紅利」才剛剛開始。中國過去近20年的大學教育普招已經為未來「人才紅利」打下了良好基礎，中國經濟發展有此底蘊。

　　币策適度寬松是基調

　　香港商報：近一段時間，市場對通縮的擔憂加大，您認為未來會發生嚴重通縮嗎？對于現時中央貨币政策，市場上也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實體下滑，需要放松銀根，刺激經濟，另一種認為產能過剩、創新不足的僵屍企業需要出清，因此不宜過多放水。對此您怎麽看？

　　陸挺：從現在的CPI數據來看，並沒有充分證據說明中國總需求小于總供給，1.6%左右的核心CPI漲幅也說明中國目前的總需求擴張速度比較適度，中國不存在嚴重的總需求萎縮征兆。從就業情況來看，2015年1月至9月份中國調查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1%至5.2%之間，並沒有大幅攀升的跡象。未來1年到2年，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貨币供給寬松和總供給增速不斷趨緩，將會保證中國的物價水平維持穩定增長，發生嚴重通縮的可能性較小。

　　放松銀根、刺激經濟本在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潤滑經濟鏈條以刺激短期需求。中國經濟從上一輪大規模刺激之后，逐漸走上了資本回報率下行之路，自2012年開始，經濟面臨嚴重的去產能、去杠杆的壓力，行至今日，中國的周期性行業去產能去杠杆的壓力遠未釋放完畢，過剩產能出清仍處于攻堅階段。因此目前放松銀根、刺激經濟的政策于需求端無益，更無助于如鋼鐵水泥等產出銷路。同時，受到銀行惜貸和國企財政軟約束的制約，降息降准在降低企業財務成本上也相對有限。因此在經濟轉型期總需求和總供給調控不再等價，未來宏觀調控會更注重總供給調控，即各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手段。效率提升即是要求過剩部門的出清乃至經濟結構的調整，這是應對轉軌期經濟下行的唯一破題之策，過度放水適得其反。

　　但適度的寬松政策仍為必需，用以防范由過剩部門劇烈調整導致的蕭條風險，尤其是債務問題和就業問題，這是宏觀調控的兩條底線。同時在美國加息周期的大背景下，我們也需降息降准來對沖輸入性通縮和資本外流引發流動性收緊的問題。

　　就財政政策而言，應該通過局部性減稅政策，擴大微觀主體（特別是小微企業）的盈利空間進而增加投資意願。同時，在公共財政支出上，也應增加轉移支付力度，以保證社會穩定的底線，同時改善民生。

　　國企市場化改革是方向

　　香港商報：近期有關國企改革的系列文件出台，這透露出怎樣的國企改革新思路？這會給民營資本带來哪些機會？

　　陸挺：這系列文件透露出以下國企改革思路：第一，對國有企業分類管理、分類考核，對于不同領域的國有企業進行不同的定位，差別化管理；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國有資本，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率；第三，國有企業監管體制向「管資本」轉變，給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權，提高國有企業活力；第四，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管理更加市場化、科學化；第五，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新一輪國企改革符合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更加突出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地位，有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影響力。同時也給民營資本带來以下機會：通過參股國有企業，進入一些以前不能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一些領域將向民營資本放開，民營資本可以涉足的行業更加全面，比如，國有企業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符合產業政策、有利于轉型升級的項目。

　　應整合金融監管體系

　　香港商報：今年可以說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多事之秋。從牛市的破滅，到股災后國家隊重金救市，又上演救市無間道的鬧劇，進而引發金融及資本市場反腐行動。系列事件的發生，對中國資本市場監管带來哪些啟示？

　　陸挺：首先，市場參與者應有更理性的價值取向，本輪牛市背后反映了市場的非理性情緒。

　　系列事件也引發對兩融業務的反思。兩融是牛市的重要助推器，而股災的導火索也源于對場外配資的清查。政府需對高杠杆資金的體量和動向做到心中有數，建立起完備的資金面監測體系很重要。

　　加強對股指期貨等做空機制的監管。此前股指期貨具有做空成本很低、可以裸空、T+0交易機制等特征，等于變相鼓勵做空投機行為。非常時期非常做法，監管層此后采取限制交易手數、提高交易手續費率、修改T+0為T+1等極度嚴格的措施。

　　證金入市救場，類「平准基金」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但要警惕「內鬼」和市場投機者跟隨國家隊行為套利，后續救市資金的退出機制也值得研究。參考海外經驗，人行的主要作用不應是過度的逆勢操作，而應該以熨平市場波動為主。近期查處一系列借證金入市之機為己謀私的貪腐行為，這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整合現有監管體系，建立跨部門監管機構，統一協調各方行為似乎應被提上日程。國外成熟市場都有類似的金融穩定機制，比如歐洲的永久性穩定機制ESM、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授權建立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英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FPC，都是在經歷了2008年至2011年次貸和歐債危機以后才做出的調整。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應囊括財政、貨币、證券、保險、期貨、銀行等各個體系的關鍵人物，以方便整合資源，統籌運作。

　　人币不可能大幅貶值

　　香港商報：8.11匯改以后，市場對于人民币會否持續貶值的判斷不一，對此您持什麽看法？

　　陸挺：8.11匯改之后，我們判斷短期匯率大致企穩，長期匯率會溫和貶值但不會大幅度貶值。短期來看，貶值預期和資本外流的壓力仍在，但是金融機構外匯佔款和央行外匯儲備的下降趨勢已經減緩。人民币持續貶值的預期回落，匯率在未來兩個月大致企穩。根據IMF現有消息推斷，人民币有很大概率將于今年末獲准納入SDR。人民币獲准納入SDR或進一步減輕資本外流壓力。

　　長期來看，人民币不具有大幅度貶值的基礎。據我們測算，人民币兌美元均衡匯率大致在6.6到6.7。預計由基本面推動，2016年人民币匯率溫和貶值，但是決策層可能不會允許人民币大幅貶值。決策層仍有足夠規模的外匯儲備進行外匯干預，同時人民币更加靈活的匯率浮動壓縮了投機性的貶值預期。決策層將繼續在管理悲觀的人民币市場情緒和確保人民币有效匯率不被美元升值大幅拉高之間做出權衡。

　　盡快打通兩地資本市場

　　香港商報：在金融開放方面，繼滬港通之后深港通已多次延后，香港方面表示只待中央指示，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就會推出。您如何評價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實現互聯互通的意義？目前還存在哪些障礙？

　　陸挺：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主要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應該站在金融市場深化改革、資本市場開放的高度來看待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開放，是中國資本市場逐步開放的有意義嘗試，也是中國資本開放的「試金石」，通過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有利于探索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內在規律；另一方面，互聯互通有利于金融資源在全球范圍的配置，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障礙：中國金融市場還比較年輕，法律制度、監管規則、應對包括大規模資本流動在內的金融危機的經驗等很多方面還存在不足，對于資本開放還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互聯互通應該逐步的開展，不能一蹴而就。

　　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

　　香港商報：改革與創新仍是「十三五」的兩大主題。您認為中國要在哪些方面深化改革，以獲得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實現全面創新又需要怎樣的制度安排？

　　陸挺：「十三五規划」建議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旨在強調長遠發展、可持續發展。中國的深化改革推進，會在某些重要領域釋放出新的活力，提高生產率：隨着國企改革進一步深入，行業准入「玻璃門」被逐個打破后將带來巨大的增長空間；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中引發的地方增長新活力也值得期待；生態環境保護已上升為基本國策，未來環保產業發展勢必加快，也將形成新的技術性突破與產業空間。

　　在制度安排方面，首先，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意味着金融、土地流轉、壟斷領域、國有企業等全方位市場化改革。

　　其次，建立科學的財稅體制。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最后，要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要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