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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二流小说家”在日本的爆红

2016-02-05
来源:文化课

美国二流小说家大卫·戈登写了本名为《连环杀手》的通俗小说,在美国反响尚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在日本被改名为《二流小说家》大卖特卖,拿了好几个小说奖项,甚至还迅速地被拍成了电影。

前色情文学工作者戈登应邀前往日本参加电影的首映礼,享受了国王般的待遇,回到纽约逼仄的公寓后,他写下了自己在日本的奇妙经历。

    2010年,我出版了一部名叫《The Serialist》(根据内容应翻译为“连环杀手”)的小说。作为首作,这本书在美国反响还不错,意思就是,会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我的第二本书,但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我继续写作,跑步,和朋友出去玩。

但接着,小说日文版发行,很多事情变得奇怪了。我的书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日本文学奖项,这很好。接着它又得了个奖。随后它又得了第三个奖。很明显,这太不正常了:以前从没有哪个作家同时获得这三个奖。我收到日本出版方发来的许多报道,我除了认出了照片里自己的脸和大大的“No.1”字样,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我用了谷歌翻译,但得到了一堆胡言乱语。我的书在日本都不叫《连环杀手》,而是叫《二流小说家》,因为书中有个人物是通俗小说作家。这个书名,也是我的人生写照!

    最奇怪的是,我虽然是日本文化迷(电影、图书、艺术),但从未深入研究过,我的书中也没有日本元素。这就像一个少年一直迷恋一位女神,而这位女神忽然说:“我也喜欢你。”

我远远地看着这件奇妙的事发展至高潮:东映工作室把《二流小说家》改编成了电影。也就是说,一部背景设置在东京的日本电影,日本演员用日语表演,而小说原著里一个日本人也没有,故事主要发生在纽约皇后区。

他们速度很快,大概在六个月内就拍好了电影,然后邀请我参加首映礼。我的日本出版商计划在电影上映期间出版我的新书《神秘女孩》(Mystery Girl)——早于英文版出版时间一个月。可能和国际日期变更线有点关系,来自东亚的电邮都是从明天到达的,我的日本生活肯定要早于我的美国生活。我去了。

我的编辑和电视台摄制组在机场迎接我。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住的那家酒店,就像电影里詹姆斯·邦德住的那种,浴缸是遥控的,可以自动放水,按个按钮,就可将窗帘打开——六十年代的未来主义。我按照要求,穿上黑色套装,打上领带(顺便说一句,我几乎不会打领带,因为我在以前的人生中不需要戴领带),前往首映礼。剧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唱主题曲的那位女士,都向我鞠躬致谢。

    我迷迷糊糊地从媒体面前走过,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电视台的摄像机一路跟着我。我辨不清方向,经常对着错误的摄像机或者虚空说话,还不小心倚在布景上。后来,我的勇敢又迷人的年轻翻译说,哪位记者如果想让大卫桑看他的摄影机,就挥挥手。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日派对上的婴儿。我看电影时,美女翻译对我耳语:“这个人就是侦探。”我感觉自己就像睡着了,梦见自己书里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怪诞的新版本。最后,灯光亮起,我站起来准备离开。翻译拍拍我的肩膀,指向观众席。观众疯狂地对我鼓掌。我深深地鞠躬几次,然后逃走了。

在一周时间里,我接受采访,见批评家和书迷,跑书店。读者赞赏我的文学观点和我对女性的深刻理解——在美国,很少有读者(或者女性)思考这一点。我到哪里都有随行人员,我签售时有两个助手,一个帮我翻书,另一个用纸巾吸墨。人们向我敬酒,为我会用筷子、在海报上签了大大的名字而鼓掌。

    然后我回到美国,继续像往常那样生活。我独自住在到处都是书的房子里,这套房子比我在东京住的酒店套间小。我的浴缸不能自动放水。我白天默默地伏案写作,晚上出去跑步或找朋友玩,我的朋友们几乎从不鼓掌。别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很好。但我吃着墨西哥卷饼,看着武士老电影时,偶尔会想,那个受欢迎的二流小说家大卫桑在那儿怎么样了呢。那儿已经是明天了。

《二流小说家》中文版由99读书人引进出版。

[责任编辑: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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